在消费主义时代，膨胀的物欲不仅改变着人的生活态度，也使中国当代艺术具有了一种“与民同乐”的“入世”精神。这种“入世”精神与艺术的超越品质相悖，也与以往的“入世”艺术观大相径庭。

　　中国的传统艺术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向来存在着“入世”与“出世”的艺术价值取向。前者强调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将艺术视为辅助政体，协调人与社会关系的工具，追求美与善的统一，“尽善尽美”自然就成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和评价的标准。后者，着重于用艺术的方式来抒情遣性，超越世俗、超越自然，力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因而，庄子“心与天游”的吁求，为很多文人墨客编织了艺术的理想天空。

　　“入世”与“出世”艺术观的长久并存，与古代文人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相关。古时儒生初涉人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便成为行为准则。建功立业，功名成就自然成为其年少阶段或一生的外在追求。即使不能入仕从政或金戈铁马驰骋疆场，亦可用笔墨褒贬人物，评说春秋，劝诫世人，彰显仁义道德。纵观中国艺术史，“入世”者终究没有“出世”者多，因为众多儒生在人生的旅途中从社会政事治理方面“入世”，却最终不得不醉溺于艺术之河，用笔墨构筑超然遁世的精神家园。究其原委，在于险恶的封建政体必将击碎众多文人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使其失意于成就现实人生的旅程中。怎样弥合“入世”之路上所遭受的精神创伤?老庄“入山林、观天性，以天合天”的呼唤，无疑为失意、落寞者提供了心灵皈依的指向。于是，自然与艺术必将成为众多儒生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倪云林“余之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式的感言，道出了千百年“入世”但并未功成名就的同道者的心声。林泉与笔墨使他们成为超然于世外的精神逍遥者。众多“出世”者悠然率意之情，汇聚在悠长的中国艺术河谷之中。

　　近代以来国家危亡、民族生存成为国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此情形下，个人的、阶层的精神逍遥何以可能?缘于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直面人生与现实的“入世”精神必然被倡扬。五四以来，艺术改良派、美术革命派、艺术救国论者和艺术工具论者几乎都把批评的锋芒直指元代以来的“率皆简率荒略，而以气韵自矜”(康有为语)的文人画，竭力呼吁并引领艺术从遣性怡情转向现实关怀。曾以“艺术救国”为己任的林风眠，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大声疾呼“社会之枯燥应由艺术家去润泽，民众情感之沉寂，亦应由艺术家去唤醒、激动、安慰!”希望艺术家们“牺牲自我而拯救那污浊的社会，堕落的民众，沉沦的世界”。在此后民族救亡、解放与崛起的过程中，中国艺术家在陶养国民素质，拯救民族危亡，发展国家民族方面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担当。甚至，艺术被绑上了民族与社会革命的战车，成为战车上的镜子。尽管，新美术运动以来的“入世”观在一些特殊的时段强调过头了，成为了世俗政治的附庸，使艺术失去了应有的独立精神品格与超越精神。但是，总体上看，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入世”观与古代艺术的“入世”观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艺术“入世”观重视艺术与仁义道德之间的本质关联，并由此强调了艺术在个体伦理修养和社会政事治理方面的作用和辅翼封建政体的价值。而五四以来艺术的“入世”观是与民族救亡、建立国家民族这样的时代大课题紧密相连的，将个人的情感诉求融入构建起集体意识的自强体系之中，“自娱”、“自我”与“出世”的艺术价值取向被“为人生而艺术”和充当“时代号角”的艺术价值观消解，艺术的“自律”性在这种“入世”观下被挤压了，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入世”观在特定历史境况下所起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在消费至上的当下，裹挟在大众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又呈现出一种很强势的“入世”精神，这就是在当代性、前卫性的名义下，一些艺术家自得其乐地将自己浸润于大众文化的潮流中，竭力迎合消费时代世俗感性欲望，热衷都市市景图像的构造和物欲重压之下的个人瞬间的、零碎化的心绪表达,甚至沉溺于色情、颓废的情调宣泄或流行图像符号的制作中。文化意义、人文品格、现实关怀在狂欢式的宣泄中已荡然无存。他们在流俗图像的制作中，不仅满足了自我快适的需求，而且把艺术当作商品来开发，艺术成为他们获取名利的“产品”。在消费性艺术成为强势话语的当下,寻求经济回报自然就成为了一些艺术家创作的现实动力。难怪，近日有中国先锋艺术精神教父之称的批评家说，在许多民众的心目中中国的当代艺术就是“高档商品”，责怪民众的观念落伍。其实本就如此，怎能去抱怨应被艺术家引导的受众呢?时下中国艺术界的“入世”态度，比古时儒生和烽火年代的艺术家的“入世”更为自觉，因为，消费时代强盛的娱乐与功利精神，足以诱发艺术家的个人欲望，让部分艺术家在“入世”中，卸下应有的社会担当，陶醉于“与民同乐”的消费文化的河池中。美术界也如其他娱乐圈一样，到处都泛滥着低俗、媚俗、恶俗“三俗”化的世俗图像。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原本具有的超然、超越的“出世”精神，已难觅踪迹。近代以来，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入世”态度也荡然无存。

　　大众文化的兴盛是个必然的现象，不管在哪个时代都需要艺术家有一种“入世”精神。但是，“入世”并不等于与世俗的感性欲望同流合污，而滑入低俗、媚俗、恶俗的泥潭。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娱乐和消费主导的大众化时代，中国艺术更需要倡扬“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根本旨意在于直面现实，追求人文关怀，关注与表达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他们的心灵与情感诉求。在社会转型、资本全球化的境况中，个人诉求与制度规约、情感需求与现实功利、文化观念与全球华语境遇种种矛盾的纠结与叠加，使得国人所面临的精神观念、心理情感、价值追求的冲突，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剧烈突出。因此，更需要艺术家以“入世”的态度，积极关注现实，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弘扬批判、质疑与超越的精神，引领与惠泽消费浪潮中空漠的情感和迷失的心灵，承担起大变革时代艺术应有的社会担当。

　　“入世”并非“入俗”，“悲天悯人”、人文关怀，乃我们企求的“入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