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专门的艺术研究机构，我是该院的研究员，说来是专职做研究工作的，但自一九九六年博士毕业走上研究岗位后，十五年来始终就没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虽然我曾担任过美术研究所古代美术研究室主任、书法研究室主任，其间承担并完成了一些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基金项目，也获过文化部艺术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多项奖，但实际上，我还有另一重要的工作，即编辑学术月刊《美术观察》杂志。也是从博士一毕业干起，先做栏目主持，后做副主编，现在做主编。编杂志虽然与搞研究有联系，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搞研究是为己，那么编杂志就是为人，这十几年来，我就是在为人和为己之间走过来的。

　　一面编杂志一面搞研究有利也有弊。利在编杂志能开阔学术视野，了解学术动向，弊在编杂志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不能全力于学术研究。但细想来，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事，应该说这已很被厚爱了。能编杂志又能搞研究，有稿件的编审权又有艺术的研究权，多幸运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那只能是自己的事了。好在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能力有限，所以量力而行，在编好杂志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做些研究课题。

　　我的艺术研究主要在书画，但兴趣不仅仅限于书画，美术的其他方面诸如工艺美术、建筑、雕刻也时常关注，与美术相关的其他艺术门类诸如文学、戏剧等也有所涉猎。搞研究知识面应宽一些，可触类旁通。研究者应该注意艺术各门类之间的关系，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艺术现象。回想当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读研究生时，除了听美术史论课外，还经常听音乐史、戏剧史、舞蹈史、电影理论和红楼梦研究等讲座，课余经常与音乐系、戏剧系、电影系、舞蹈系的同学相互切磋，了解到一些音乐、戏曲、电影、舞蹈和红学方面的研究状况。这在当时并未觉得怎么样，后来却派上了用场。前不久担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艺术通史·元代卷》主编时，由于对元代杂剧、散曲、舞蹈有一些了解，所以在驾驭整个元代艺术时就较为轻松。因为艺术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创作如此，理论亦如此。我在撰写《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一书时，不仅注意到古代书论与画论之间的联系，工艺造物理论、造园理论与书画理论的关系，还注意到文论、乐论与书、画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

　　任何时期的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其产生和发展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注意艺术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比如宗教艺术应该注意教义与教仪的关系。对北朝摩崖刻经，我从其地理分布、传教方式、信徒崇拜、书体大小、风格样式等方面论述摩崖刻经是环境艺术的创造，是自然环境和宗教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因研究美术，画家书法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书与画，其具两端，其功一体。自古善画者多善书，而且从书法发展史上看，画家书法是一支生力军，对书法风格多样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画家书法从宋代米芾、元代的倪云林、明代的文征明、清代的八大、金农到近现代的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陆俨少等都值得深入研究。我曾写过一本《八大山人书法》，对八大的引书入画、以画入书、书画互渗作了研究，指出他画中树、石、鸟、兽的奇特造型与他书法的造型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宾虹也是引书入画的高手，我曾指导研究生做过这方面的课题。不仅古代的画家书法要研究，对当代有探索有水准的画家书法也应该肯定和鼓励，因为在当代，画家书法仍然是书法发展的生力军。对当代画家书法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我曾写过一些短文。

　　书法的当代标准是我近年来思考的一个方面，写过《关于书法当代标准的思考》等文章。曾主持过《美术观察》组织的书法当代标准大讨论，邀请了张荣庆、邱振中、陈振濂、刘守安、李刚田、刘恒、叶培贵、倪文东等同道发表意见。连续三期集中刊登，最后将讨论汇集成册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关于书法的当代标准的讨论引起的反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书法界认为应该讨论当代标准问题，美术界、文学界等朋友也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走向文化自觉的当下，中国的各门艺术都应该确立当代的标准价值判断体系。当然这次讨论只是初步的，还没有达到共识，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涉及到书法理论体系及价值观的重建，还需要长期的不懈的努力。

　　可能与编辑《美术观察》注重当代美术有关，我的书法研究的重心逐渐由古代转移到现当代。近几年，重点研究新中国书法的发展变迁。新中国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书法在新中国面临的考验和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之大，流派之多，成果之丰，问题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活在当代，作为当代的学者对当代书法的问题不能袖手旁观，对当代书法的现象应该梳理、总结，提出自己的看法。二○○七年，我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新中国书法史》被批准立项，此课题与刘宗超合作在二○○九年完成，首次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书法发展历程作了梳理，对六十年间的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书法社团、书法活动等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述评。该书出版后获读者好评。今天看来，因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有些粗糙和错误，但做这个课题是很有意义的，也基本抓住了大的发展脉络，当然还要进一步完善。另外，由我策划并担任总主编的六卷本《共和国书法大系》也于建国六十华诞前夕完成。该书的出版也算是书法界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尽管也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