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之一曾德平曾经是蛙王的学生，与他相识多年，更对他的启发性教育感念至深。曾德平形容蛙王的艺术是“夹缝”中的艺术。蛙王曾跟随吕寿琨学习中国书法，与老师一辈的艺术家一样，他同样试图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探求创作的路向。“例如他做行为艺术，这是种西方艺术形式，但他渗入了中国书法，更令它脱离了平面的空间。与同代的艺术家如王无邪相比，后者专注在绘画的媒介发展，蛙王则不局限自己在单一媒介，他的创作，有书法、摄影、装置等，近年更开始创作‘三文治书法’。”曾德平说。

　　从上世纪70年代在香港做行为艺术开始，蛙王就被许多人误解为“反叛”与“疯癫”，当时就连他的同辈与老师，都觉得他“不务正业”、不认真。40多年过去，事实证明了他创作的开创性和顽强毅力，但时至今日，他仍未得到社会的足够认可，仍是一个“边缘”人物，同样的例子，还有已经去世的夏碧泉。

　　“香港的艺术是十分保守的。”曾德平说：“行为艺术这种形式在西方上世纪70年代时就已被接纳，更有博物馆收藏，但到今天香港的博物馆都不会收藏行为艺术乃至装置艺术的作品。艺术圈很保守，从商业画廊的角度看也是，到今天都仍未有画廊代理蛙王的作品。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我曾听画廊的朋友讲，他们也很为难：如果代理蛙王替他的作品标价，但同时他又在表演中免费送作品给观众，怎么做生意呢?”

　　曾德平说，这其实恰恰体现出蛙王在艺术中的绝对追求。他抗拒商业系统，不喜为自己的作品标价，哪怕维生艰难也不为赚钱来创作。“他想透过行为表演带给大家短暂的快乐与自由的空间，在香港还未有第二个人有此心去这么做。可以不吃饭，可以没有地方住，但是不能不做艺术，而他的艺术就是要带给人快乐。在香港这个经济主导的社会中，将这些不能谋生的艺术变成一种生活，其实是在对抗一个很严重的资本主义系统。其实他的画可以很卖得，但他都不会靠卖作品来换生活费，多年来都是靠身边的朋友支持。”曾德平认为，这也同时反映出香港艺术建制的问题。他记得曾有一次与蛙王一起为政府的艺术推广办事处做工作坊，带着小朋友们写挥春，后来却发现蛙王与自己一样，只领取700元一个小时的公价报酬。“我觉得不公平，那是我的老师哦。按照外国艺术馆的惯例，请一个殿堂级的艺术家，要很高身价，怎么可以只给公价呢?说明我们的整个系统，不懂得去分艺术家的重要性。一个那么重要的艺术家，靠着官方的活动都不能维生，实在是很讽刺的事情。”

　　但蛙王好像毫不在意，有时更是花了比酬劳更多的钱去买材料，只为献上好的表演。记得访问蛙王那天，有叁个女生无意经过，想要参观蛙王博物馆。蛙王兴奋地招待她们戴上青蛙眼镜照相，之后更大笔一挥，每人送上一幅亲笔签名的作品。后来他笑着对我说：“那些画可能也能卖一万哦，不过没所谓啦。”之后又说：“房租还不知道怎么办，没关系啦，看运气怎么样吧。”一幅乐天模样。

　　如果不是为人这么简单，不可能40年如一日创作出与众同乐的作品。抵得住生活的磨蚀，如此乐观创作40年，这本身已是一件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