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够像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那样，能够自主的安排命运。就如同艺术家的一生或是你我的一生，终会构成不拘一格或是不值一提的事实。画与不画、操作与不操作都只是脚印或框图，帮助旁观者将视线尽量多的投射在你身上而已。在命运的维度，绘画的唯一的理由只是一条可以继续前行的道路而已。

　　在历史中，关于艺术家处境艰难与命运悲惨的事例举不胜举。梵高的凄惨经历世人皆知;德国音乐家舒曼晚年住进精神病院;舒伯特以《听听云雀》换取一份午餐;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可夫思基曾因不幸的婚姻投河自尽，虽然未遂，但自此却染上了肺炎。幸好，梅克夫人写信给他鼓励，并无偿地资助他，让他得以新生。可是直到梅克夫人因结核病去世，两人也未谋面。在梅克夫人葬礼回来的路上，柴可夫思基创作了不朽的《悲怆》。历史似乎总是在不停的引证艺术家的凄惨生活，并着力推介给艺术界的“底层”艺术家。

　　谈论艺术界“底层”艺术家的命运，我想，没有比架上绘画更具典型的了。关于架上绘画，有着与其他艺术形式与众不同的命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国际艺界人士认为架上绘画已经过时，正逐渐走近消亡。在西方诸多的国际性大型艺术博览会和重要的文献展、双年展上，除了那些在美术史上已有定评的经典画家，架上绘画作品通常只占15%左右的比例，其他大部分是观念艺术、装置作品、影像等“当代艺术”，架上绘画明显边缘化，架上的艺术家是如此。

　　但是，进入21世纪，当代架上绘画却奇迹般地复苏，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收藏者的追捧。

　　据有关报道，国际收藏大鳄、伦敦萨奇画廊的老板查尔斯·萨奇曾在其画廊成立20周年展览开幕式上，竟然一反常态，避谈先锋艺术，而是对他曾经十分“鄙夷”的架上绘画大唱赞歌，极尽甜言蜜语。而另一位国际艺术评论界举足轻重的“大腕”，德国《艺术》(ART)杂志的主编梯门·索麦尔也发表文章特谈架上艺术的复兴。在画廊界和艺术品市场，架上绘画又成了人们青睐的“宠儿”，接着就是价格飞涨，气势如虹。

　　但是，这些似乎都与“底层”艺术家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艺术资本的狂风只限于“高端”，底层基本只持有观望的权利。可是这却为架上的边缘群体制造了一个极为吸引人的假象，并诱唤他们铁下心肠继续坚持下去。我想，这便是所谓的“现代性压迫”的处境。

　　近日，在广州的一个名为“有来有去” 15位青年艺术家的架上生态的展览中，提到一个《西游记》里很少人注意的细节：《西游记》里有一个名为“有来有去”的小妖，是一名小喽罗，作者罗贯中煞费苦心的给这个小妖取了这个名字。小妖后来如何，文中并没有特别交代，但是孙猴子这个妖后来居然成佛了。为此，策展人便做出了一个十分善意的推想——一个准确无误、无用且暖意融融的判断——小喽罗 “有来有去”未必就没有成佛的可能。策展人借助这个故事试着鼓励、说服那些边缘于艺术界角落里的艺术家。

　　展览前言中有意思的是，把底层的艺术家比作为“喽罗”的这个说法。通常意义上讲，“喽罗”是伶俐能干，有本领，也有追随之意。词汇本身有上下、高低、贵贱等级与阶级的属性。这里比喻生活在相对贫苦环境中的艺术家，虽有不妥，但也较为贴切的形容了“底层”艺术家的真实处境及多舛命运。

　　在现实中，艺术的产业链中的策展人、评论家、画廊主、收藏家的确掌握了比艺术家更多的权力。当代架上绘画是伫立于持续了20多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上的，即在这个“迅猛”的时代能够声名赫赫的架上艺术家并不多;也就是说，那些画廊主和富有的收藏家才是左右艺术市场甚至牵动新的艺术动向的决定因素。

　　那么，“喽罗小将”就需要选择，是靠近“命运”，还是向艺术界的主导者献媚以致最大程度的苟延顺遂。

　　“喽罗小将”的命运多数是悲怆的。而那些被广为传颂的“成功艺术家”的悲怆经历又为他们诠释着那句没有人不愿意相信的真理——悲惨经历的背后必有与之相衬的幸福(成功)。正因为如此，“喽罗小将”现在的工作才显得更加正义与傲然。

　　乔托的时代已经不复返，在当下，老老实实的创作并不容易，当代艺术界自上而下的形式主义风气渗流于每一个角落，忠贞于艺术很难做到，艺术作为谋权谋利的工具早已成史实。此时此地的艺术已是“创造”的代名词，而有时候创造就意味着梳离，是以艺为利的去生产那些从未存在的事物(可有可无的事物)，而这些新的事物又与艺术的病变形影不离，因为它们形单影只。

　　当然，人们十分相信从事任何行当都能有自我慰藉的可能，何况是绘画。抛开周围的事物，如果非要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继续绘画的理由，我想“只是一条可以继续前行的道路”可能会是最为恰切的答案，虽然有些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