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艺术家：张嘉莉、阿金、丸仔

张嘉莉作品《当代艺术路边展》

　　香港立法会于今年4月通过的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同每个人都有切实关系的，自然是向每位18岁或以上永久性居民派发港币6000元。但这派钱举措，随后便在社会各界掀起广泛质疑和讨论，并一路持续升温，更牵涉各行各业的争议。视觉艺术界对此的反响可谓最直接，一批艺术家选择“用作品说话”，通过创作一个花完这6000元的艺术作品「计划书」，以表达他们对政府派钱背后暴露出的种种对本地艺术发展的忽视之保留意见。数百亿港元不能不说是笔大钱，但对于市民、特别是本土艺术工作者而言，是否真的“等钱使”?从而领受政府的“体贴”之情?意图之好，与实际产生作用是否好，显然存有期望与现实的落差。《6,000》观念艺术计划书展览，便是一个以艺术创作为窗口，展示艺术家们深层思考观念的抒发平台，他们将反思化作话语，希望藉着这些作品唤起香港的共同反思。　

　　为何要作“6000元计划书”?

　　身为C&G艺术单位创办人的张嘉莉和阿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身份，都是艺术家。艺术无法脱离社会话语的整体表述，因而他们创作“计划书”，首先是一份为社会作出的范式。政府的预算案内容，其实欠缺的是长远的宏观打算，因而9位艺术家们便身体力行，以6000元作为创作经费上限，尝试各自交出一份“计划书”，计划以各自方式去花这笔钱。花钱的过程本身即是宣传香港艺术、更尝试以艺术方式展示本土艺术工作者的作品。艺术家们图文并茂的构思计划手稿，组成了展览内容。

　　阿金表示，大家进行这场创作，一方面希望推广本土的艺术工作者形象，令人们可以辨认出他们的面貌，另方面也是用政府派发的钱“讽刺返”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忽视。“整日都说要做文化产业、发展西九，但却是讲多过做。”实际上当代艺术可以得到的支持，少之又少。

　　“计划书”又同时是种理性的周详思考，张嘉莉强调了展览的概念性。“任何大型当代艺术展都需要好的proposal，因而我们用这样一种特别形式请artisits们创作计划书。”身为艺术家要有创意，但更要承担责任。她说：“我们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去唿吁更多从事艺术的朋友，将这6000元，用来创作。”一传十、十传百便是力量，但一定要令更多人知道这讯息。即使是艺术圈子内也不见得人人皆有自觉，去以小见大、用6000元尽可能为艺术添砖加瓦多做些事，故而“计划”才更承担重要的示範作用。

　　阿金认为，政府将本可以用于长远发展的资金这样打散派出，其实过于短视。“几乎没有人是在等这6000元开饭，政府认为这是对香港好有贡献，但我们却有不同的思考。”包括摄影、装置、画作、行为艺术在内的不同媒介，组合在一起，也是希望做出多元感，令“计划”的思路能被不断拓展丰富。

　　6000元可以怎样用?

　　每位艺术工作者在一个80×50的框内，完成他们的“计划书”，形式体裁皆不限。丸仔的行为艺术作品《6000蚊花胶被》也是其中之一。作为艺术自游人、身体作演者的丸仔，以自我的身体提交了一份计划。他将600张10蚊花胶钞，以胶纸贴成薄被，用此包裹身体，在街角/梯间度过摄氏16度以下的寒冷一夜，以此讽刺香港生活“穷得只有钱”的荒谬状态。艺术家们的设想绝对是天马行空、尽展创意。既有集几位艺术工作者的6000元、集资做当代艺术roadshow的意念、也有将这笔钱换成300张50元港币在街头派发、令市民认识到艺术家“送钱”的构想。

　　张嘉莉说：“大家并不了解艺术家们的用心，那么我们就通过种种方式让人们了解。”当然，大家也会设想到在街头派钞票其实很可能更不被理解的状况，但至少正面意义是贯穿他们“计划书”主张中的，那主张非常坚定，即是帮助本土艺术工作者力所能及地做出宣传，让市民意识到，原来“艺术行为”根本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对艺术家们而言，用这6000元如何做到更多事，是这场集体创作背后的思考动力。6000元的可能性既可以是积少成多，譬如集资一个6万元的package，帮艺术工作者争取广告位宣传，也可以是兑换为6000张1元纸币，将他们的头像印在上面、摆在公共场所让大家取用。更可以是邀请几个做不同艺术媒介的朋友，找一个场地，每人做一段时间的创作展示，或许日后加入的人多了，便可以将这基础构思扩展为土地艺术。

　　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浪费掉这笔钱，正如张嘉莉所言：“创作可以激发大家思考，而不是随便拿这笔钱去买个手袋，我们希望真正做到一点事、起到一点影响。”除去消费之外，钱可以用得更有意义，而倘若每个市民心中都有这样的自觉，“计划书”的创作便也起到了社会推动的功用。

　　其实大家都只希望香港更好

　　政府对视觉艺术界缺乏合理资助，也是这次艺术家们创作背后的深层焦虑。推动本地艺术发展并非只是“讲多过做”，对于当代艺术，其实政府的认知并不足够，故而在发展推行上也总令艺术家们感到难以到位。阿金表示：“香港有表演艺术委员会，却没有一个专司视觉艺术推广的机构。其实视觉艺术的受众很多，无论是商场还是其他公共空间，观众流量很大，但艺术工作者们拥有的资源却很少。”

　　他认为问题的癥结在于政府财政分配中对当代艺术这一领域的忽视。“艺术工作者在政策中得到的关注一直较少，但我们会继续做下去。”其实艺术家们藉创作表达的，不过是最基本的询唤关注之诉求，他们只不过希望“推动文化”不只流于口头，而能令政府真正付诸政策、以及资源上的支持。

　　“其实大家都只是希望，香港更好。”丸仔这句朴实的表述令记者不禁内心一动。是啊，非牟利艺术团体自发聚拢艺术工作者的资源与精力，不过只是希望可以香港可以好一点、再好一点。丸仔说，其实许多市民是有这样的意识的，他们也知道政府的派钱方式并不能帮到真正的穷人、反而会分散资金，表面是好心帮助，其实却难以起到实质作用，只不过这效率至上的社会中，人们忙于搵食，也只好不发怨言，甚至更无时间、空间去将这些片段的思考作出集中表述。

　　“但我们身为艺术家，我们有这样的发表意见的空间，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做?”派钱方案中的漏洞不言自明，而透过展览，这些深爱香港的本土艺术工作者们，也只是在以他们的方式去发声、以他们的创意令普罗大众能联想得更深入细密、更为长远。反思可以创造力量，更可以建构人们的集体思考。故而，我们也发现，艺术所能创造的奇迹，其实远远超乎我们的理解与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