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画家因美术批评而状告评论家，在中外艺术史中都是极少见到的，也正因其罕见和对艺术名家的披露，所以事件从一开始就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美术批评也从传统意义上的圈子内自说自话延伸到了更为宽阔的社会领域。事件本身涉及到的“流水线作画”、“美术批评底线”以及“美术批评与名誉侵权的界限”等话题，一方面引起了学术界对如何进行正常的美术批评的思考，同时也促进了艺术家对自我创作态度和方式的反思。评论版从本期开始以美术批评尺度作为专题，邀请美术评论家、艺术家、媒体人以及法律界人士共同参与，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发表对事件的看法和在学理层面的深思。由于立场不同、大家对待同一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希望引伸出的争论和观点，能为今后美术界正常的艺术交流提供一定的参照。

　　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画家状告批评家名誉侵权案，以一审判决批评家书面道歉，并赔偿画家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而暂时告一段落。其中的是是非非虽然属于个体之间的论争和纠葛，但画家状告批评家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关于美术批评的内容、美术批评的尺度、美术批评的方式等问题应当引起当代美术批评界的反思。

　　吹捧式美术批评的泛滥导致批评的失语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消费的兴起，艺术品收藏热不断升温，美术批评的正面推介功能逐步在美术市场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和优势，吹捧式的美术批评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时候，批评家与画家的关系往往是相互默契的密友关系，或是利益双赢的雇佣关系。批评家渐渐习惯于以溢美之辞给画家脸上贴金，却从不涉及客观事件和具体问题。评说油画都是“造型生动”、“色彩优雅”、“技法娴熟”、“画面栩栩如生”等等，评说中国画，都是“取法某某大家”、“线条刚劲洒脱”、“笔墨浑厚华滋”、“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画面酣畅淋漓”、“气韵生动”、“意境高远”等等，近乎完美无缺。对被批评者来说，这样的批评无疑等于给自己做了一次学术性的广告，让画家和作品迅速光艳和崇高起来;对批评者来说，这样的批评无需花费太多的心思，只要知道对方的意图，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就可以洋洋洒洒地批评了。其批评的内容和观点永远都是正确的，具有合法性，批评的方式也绝对是安全的，而且常常还有高额的报酬。于是，吹捧式批评在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一唱一和中渐渐风行起来。

　　这种缺乏问题意识的批评，既不需要具备美术史的基本知识和研究的方法论，也不需要具有历史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其思维方式、批评模式和语言形式常常是千篇一律的套路。这种游离于作品表面、始终没有切入问题实质的批评，常常神话般地把一个个活生生的画家都吹捧成失去人性的“画圣”。事实上，美术批评在这里已经失语了。

　　问题式美术批评的意义

　　真正的美术批评不是把画家孤立起来去评判，简单地给作品下结论，而是让画家回到真实的生活情景中，回到曾经经历的美术故事中，还原到画家审美发展的历史现场，从画家的探索历程和美术创作的过程中去发现其审美成长的轨迹和问题，在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剖析中逐步理解和认识画家，进而揭开作品背后的审美内涵。这就是问题式美术批评。

　　吹捧式美术批评已经违背了批评的基本规律，偏离了美术批评的正常轨迹，失去了美术批评的本质意义，不仅严重阻碍了当代美术的健康成长，也制约了当代美术批评自身的发展，最终损坏了美术批评的形象。只有回到问题式的美术批评，让批评家尽情施展锐利的审美眼光和洞察力，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优势和专业潜能，才能把一个个承载问题的美术事件或艺术家真实而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也只有这样，当代美术批评才能重新发出铿锵的声音，美术批评家也因此体现出社会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从吹捧式美术批评回归问题式美术批评的现实尴尬

　　问题式美术批评就像让画家过安检，进行红外线扫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是真还是假，扫一扫一清二楚。面对问题式的美术批评，一些优秀的画家和较为虔诚的画家总是爱被批评，因为画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批评反观自己，不仅可以明晰自己的审美思路和绘画优势，还可以发现潜在的问题和症结所在，有利于学术的进一步自我提升和拓展;习惯于吹捧式批评的画家则不愿意被批评，宁可在艺术上停滞不前，也不想让任何人指出其中的问题;而那些虚伪的艺术家当然会惧怕被批评，因为时刻担心会被揭穿、被验明正身。

　　从吹捧式美术批评回归问题式美术批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亲密关系变得有些对立和紧张了。所以，也有人把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比喻为“手术刀与肉上的疥疮”(见范达明《批评观是批评的出发点》)。问题式美术批评同医生动手术一样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美术时评，可能触及政治敏感问题的底线，必须谨慎;个案批评，可能涉及到画家个体的人格侵权问题等等，需要小心。一边是陡峭山崖，一边是高压线，批评家的行为看起来就像走钢丝。因此美术批评家，不应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而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推理和严密的论证说服人，并合理把握美术批评的尺度。虽然人人都会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但遭受逆耳声的人，却不一定都能接受这个常理。被批评家割去了“疥疮”的画家，可能也会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心存感激，并调整个人的艺术状态以便迈上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则是，因疼痛难忍，不仅没有感谢为其动手术的批评家，或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耿耿于怀，恩将仇报。因此，在个案批评中还应当注意批评的方式，以尊重人为基本原则，以帮助人为最终目的。画家状告批评家事件中所提到的“流水线作业”，是业内皆知的低档行画复制的惯用手段。如果画家的“流水线作业”行为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理应遭到严厉的批评、揭露乃至讨伐。但该事件中的批评家在批评方式上，显然不够谨慎和从容淡定，文章中诸如“虚伪”、“俗气”、“炫才露己”、“才能平平”、“逞能”等用语都不同程度地带入了过多的个人情绪。如果批评家能够更理性地对事件进行客观地分析，做到完全以理服人，可以达到更好的批评效果和说服力，而自身又免遭不必要的纠缠，更不必去吃官司。

　　应当肯定的是，无论会遭遇多少现实的尴尬或阻力，从吹捧式批评回归问题式批评都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