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行为艺术家的做法，Lady Gaga在肚子上画了一道伤口，仿佛要失血而亡。

　　Lady Gaga和小野洋子去年在洛杉矶舞台上相遇。

　　早报记者 朱洁树 编译

　　当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第一次听到安东尼·赫加迪唱歌，她说，她哭了。“那是在洛福斯·温莱特的演唱会上。”——这位老妇会严正指出你不该叫她“行为艺术的老祖母”，尽管她已在此行业耕耘了40年：呼吸爱人的二氧化碳直到窒息;蹲坐在1500块鲜血淋漓的牛骨头之中进行擦洗;在纽约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庭坐上736个小时，游客们排着队与她对眼相视。——“当时，他请了几位嘉宾。演出到一半，安东尼开口了，他唱了一首《雪白的天使》。我不能自己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痛哭。我感到，他的声音是我灵魂的全息图。”

　　而今，能映照出彼此灵魂的这一对伙伴这周就在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合作一场演出——“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生与死”。演出回顾了阿布拉莫维奇的人生，从战后她在南斯拉夫的童年时光，一直到关于她死亡的舞台表演。“我对鲍勃(导演鲍勃·威尔森)说，唯一可以做音乐的是安东尼，我感觉他与我如此合衬，”她说，“安东尼和我的相似在于，表演的时刻，你成为了更高的自己。你为观众创造了另外一种现实。因此，它才如此感性。这非常有趣，每个人都可以在安东尼的演唱会上哭，就像他们在MoMA坐在我对面哭。”

　　这场演出也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流行音乐和行为艺术从未如此珠联璧合。曾经，乐迷对小野洋子满怀敌意，而今他们前赴后继地扑倒在Lady Gaga的石榴裙下。就连小野洋子自己都感慨，他们这代人做了“后辈”的铺路石。

　　Lady Gaga梦想成真

　　事实上，歌手赫加迪与行为艺术家的合作并不出人意料。一方面，他出身于实验戏剧舞台，另一方面，摇滚、流行音乐与行为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今越发密切。2011年最炙手可热的大众偶像是Lady Gaga，和赫加迪一样，她也是来自于纽约城区的俱乐部，在那里，Lady Gaga称，“行为艺术加创作歌手加变装加戏剧加摇滚乐的混搭”是硬通货。

　　“当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对行为艺术非常着迷，”Lady Gaga7月初在台湾举办演唱会期间接受了电话采访，“我着迷于小野洋子和阿布拉莫维奇。她们多多少少影响我成为现在的我。在纽约下东区，唯一缺少的就是流行音乐。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街区靠这个出名倒也不错。如果我能这样在街角百货店演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也许有一天，我能以更为主流的方式，将行为艺术融入流行音乐。”

　　从她的唱片销量来看，Lady Gaga梦想成真了。不知道当年因主流受众无法消化她的出格行为拒绝她的唱片公司现在作何感受。也许，他们的出发点可以理解：大众文化和行为艺术曾经水火不相容。流行音乐的乐迷痛恨与行为艺术相关的一切，这个印象也许来自于一个典故，那就是公众对于小野洋子的敌意。她是第一个面对大众的行为艺术家，在她与约翰·列侬相遇后，1967年，她在伦敦表演了《切片》，邀请观众用剪刀剪下她的衣服。“我认为我们做的是高级艺术，在高级艺术和流行音乐之间有很大差别，”小野洋子说，“高级艺术刺激现实，而流行音乐只是娱乐。高级艺术和娱乐结合，要让观众接受你做的一切，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性，也很有趣。”

　　然而，她和列侬的关系，以及她从行为艺术家转型为音乐人的举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嘲笑和愤怒。“当我和约翰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变，但是，突然之间，我面临着巨大的敌意。高级艺术从没能让大众接受。”她说，“我和约翰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我们之间彼此有伟大的爱。那些事情对我来说，比让人们接受更重要。”

　　先锋流行互不待见

　　尽管这对小野洋子来说不太公平，确实有一种说法，即公众对于这位“毁了”披头士乐队的女人的憎恨，影响到此后数年他们对于所有胆敢在摇滚音乐插一脚的行为艺术家的态度。也有一些人觉得原因并不那么简单。阿布拉莫维奇觉得音乐和行为艺术非常般配(“它们都是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们直指人心，并且最非物质化”)。然而劳瑞·安德森却觉得这两样东西是互相矛盾的。1981年她发行了单曲《O Superman》之后，从一位纽约行为艺术家一跃成为大众偶像。她认为行为艺术是转瞬即逝的，而做一张唱片截然相反，“唱片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比较势利，”她说，“流行文化是给十岁孩童的。我并不是歧视十岁小朋友，但我是一个先锋，我们不想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她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全身心投入摇滚的世界。但她依然认为行为艺术家和音乐事业有些格格不入，“唱片公司的人觉得他们可以坐在工作室里，然后说：‘这里要更多贝斯。’奇怪的是，我从来不用贝斯。我也许会用鸟叫声。难道他们要说：‘我想你需要更多鸟。’”她笑了，“我想我是他们所谓的虚荣的艺术家。”

　　英国艺术杂志《Frieze》的高级编辑丹·福克斯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主流对于视觉艺术的反感。“我们对视觉艺术持保留态度，因为它往往自命不凡又故作高深。艺术世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大量的金钱、排他、精英主义。”

　　1976年，行为艺术团体Coum Transmissions的三个成员成立了乐队Throbbing Gristle。乐队成员柯西·图蒂说：“我们对艺术圈有一种幻灭感。对于我们来说，它过于形式化和制度化，我们需要的是噪音。”他们成功地激怒了公众，甚至包括朋克界自身。他们精心记录下当时人们的反应，你至今能在演唱会录音《TG24》中听到观众又惊又恼的咆哮，在1978年的专辑《死亡威胁》中听到电话答录机里威胁要杀掉他们的声音。这些声音，并不仅仅针对Throbbing Gristle的音乐，也是针对他们的艺术背景。

　　不过，敌意也产生了正面影响。在无视和诋毁中，Throbbing Gristle开辟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工业噪音音乐至今保持着活力。

　　十岁孩童蜂拥而至

　　35年后，拥有行为艺术背景的音乐人不再遭到敌意的围攻，她被崇拜。Lady Gaga描述了她在2009年MTV颁奖典礼上的扮相。她在肚子上画了一道伤口，仿佛要失血而亡，她唱着狗仔队是“将名人之死重现在全美面前的行为艺术家”。图蒂也许不是Lady Gaga的歌迷，不过Coum Transmissions在上世纪70年代利用假血和伤口伪装自杀的行为艺术还让人记忆犹新。Gaga对行为艺术的兴趣，似乎在主流观众当中引起了意外的影响。当她在一次访谈中提到阿布拉莫维奇，很快，阿布拉莫维奇在MoMA的回顾展就被“大批12至18岁的孩子”包围了。阿布拉莫维奇说：“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并且她会大方谈及她的兴趣从何而来，麦当娜永远不会这么做。”

　　也许Lady Gaga用一些漂亮直白的流行歌曲引发了主流观众的兴趣，不过，她的成功也反映了主流观众对于行为艺术的态度转变。小野洋子认为这也许是前辈们积累的成果：“我想，在潜意识的领域，我们都是铺路石。也许，那些都是准备工作。这一次，事情真的发生了。”

　　身处台湾的Lady Gaga正在沉思流行音乐和行为艺术间的平衡问题。她说，她从来不担心后者会有损于前者。“我两者皆是。我是音乐人、流行歌手和行为艺术家。而且，有时候音乐也对行为艺术有所影响。”她笑着，然后仰起头，准备走上另一个山呼海啸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