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同步进行的中德系列学术论坛“启蒙之对话”第二讲日前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本讲主题是“启蒙与艺术”。 国博馆长吕章申、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等出席论坛活动。国博副馆长陈履生和北京歌德学院总院前院长阿克曼共同主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德国慕尼黑现代美术馆展览策划人卡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朱青生、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李卡利施等围绕启蒙思想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策略选择、启蒙与艺术的关系、启蒙运动对于中西方艺术在各自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于当代艺术发展的启示等话题作了热烈的研讨。

　　一

　　今年4月1日，“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共同举办的大型主题展览，被称为“迄今为止中德之间最大规模的展览项目”。在长达一年的展出时间里，国博和德国墨卡托基金会准备共同举办5次以“启蒙之对话”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分别邀请知名学者、艺术家等从经济、社会、艺术等不同角度剖析启蒙运动和启蒙对世界产生的各种影响。论坛第一讲已于4月2日在国博举行。

　　吕章申在为论坛第二讲致辞时再次阐述了举办此次展览和系列学术论坛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德双方之间的这次展览以及“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国际博物馆界相互交流的成功范例。此次以“启蒙与艺术”为主题的学术论坛承前启后，是“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家3个多月以来的期待。

　　德国墨卡托基金会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施瓦茨说，非常高兴“启蒙之对话”第二讲顺利开讲，在交流中，我们不只要看彼此之间的不同，而且要看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有什么共同点，这比不同更重要，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德累斯顿国家收藏艺术馆馆长马丁·罗特代表德国3家博物馆进行致辞。他说，通过举办展览和对话活动我们学到了很多，通过不同或者相同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增进了相互的了解。

　　二

　　潘公凯先生就《启蒙思想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策略选择》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他认为，中国在视觉艺术方面主动向西方学习，开始于清末的图谱之学，或称图学，以标本绘制与机械制图为主要内容。其背后的基本观念是科学。目的在于救国与强国。

　　他说，清末民初，知识青年开始赴日本和欧洲学习西画，康有为是重要倡导者之一，主张用西画技法来改造中国画，其后面的基本观念也是科学。而与此西化思潮相对应的，是国粹主义的兴起。邓实和黄宾虹是其中的代表。西化思潮先行，国粹思潮稍后，是同一语境中的不同策略思想。浅层地看，西化思潮在传播启蒙思想，国粹思潮是抵制启蒙思想。但深层地看，国粹思潮不仅是因西化思潮而起，而且二者的理论资源都来自于启蒙思想。国粹一词来自于民族精神的观念，尤其是来自于赫尔德的思想体系，认为民族应该存在于文化、道德伦理和语言的统一性中。这是区别不同民族的唯一标准。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是世界精神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到近代亚洲国家，民族比较成为现代亚洲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也成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起点。

　　在20世纪中国美术界，还有两股思潮并行，一个是主张用中西融合的方法改造和发展中国美术，潘先生称其为融合主义。另一个是主张用动员大众、服务大众的方法达到救国图强和社会改造的目的。此一观点成为新中国美术的主导策略。潘先生将这种观点称为大众主义。

　　他认为，1840年后，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大背景、大目标之下，分解为不同的策略思想的理论根源。启蒙思想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是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被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采用后，形成了4个不同的思想策略：“传统主义”“西方主义”“融合主义”“大众主义”，这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是很明显的。这些策略思想面貌极为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但其理论来源都与启蒙思想有关，都是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变异。其中不免有很多误读，但更重要的是被救亡图存的大目标所决定。他说，西方的原发现代性在传递到中国后所产生的策略性变异，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三

　　卡克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启蒙与艺术的关系》为主题在论坛上进行了演讲。他说，启蒙时代的艺术不仅反思了不断变化的人的形象，而且还是一个历史进程，人不再被看做是固定在一个时代、阶层的存在物，启蒙艺术产生出的各种观念、动机和经验对整个欧洲现代性的产生和艺术的定义至关重要。他认为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不仅仅使社会进程发生了变化，也使整个的艺术功能发生了改变。卡克结合当时欧洲的绘画作品，讲述了启蒙运动时期艺术家创作心理和环境的变化。他认为自由气氛和最为自我的生存状态促成画家成为社会中对立领域的和解者。

　　朱青生和李卡利施针对两位主讲人的演讲也分别进行了简短的发言。论坛现场，中德学者分别从自己的独特视角，就“启蒙与艺术”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他们对“启蒙是否是欧洲特有的产物”“1840年后中国是否被动地接受启蒙”以及“启蒙是开放的过程，它远远没有结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尽管观点时有“不同”，但大家在“不同”中寻找“共同”的努力，给记者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不仅不同国度的人之间的观点会有“不同”，而在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也会有“不同”。在论坛现场的提问环节发生的一些争论，十分引人注目。比如有个年轻听众直接对潘公凯先生演讲中提到的救亡图存等等说法表示质疑，而潘先生的精彩回答也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潘先生说：提问的这位听众太年轻了，你可能不了解那一代艺术家们的生存背景。19世纪后60年中国发生了两方面的大事，一个是列强侵略，接连战败，丧权辱国，另一个是启蒙思想由知识精英传入，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反帝救国成为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救亡图存就成为那一代知识精英们的文化自觉。

　　在论坛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博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国博将采用网站、微博推广和在高校张贴海报等形式，向公众介绍展览和论坛相关信息，以使更多的人走进国博讲堂和展览现场。据了解，该论坛第三、四、五讲，将分别于2011年9月、2011年11月及2012年3月举办，主题分别初步确定为：《启蒙与其在中国的历史》、《启蒙与近现代》、《启蒙与知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