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浙江美术界、收藏界有两件事，引发了圈内外人士对“海上画派”巨擘任伯年的浓厚兴趣。一件是萧山成立了任伯年艺术研究院;一件是任伯年的《华祝三多图》在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上拍出了1.67亿元的高价，标志着任伯年的作品终于也进入了“亿元时代”。相对于齐白石而言，任伯年的作品价位并不算高，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地位;相对于吴昌硕而言，任伯年的公众知名度和学术定位，也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上述的两件事并无关联，但却有望成为让学界和公众进一步认识任伯年的契机。

　　认识任伯年，需要抓住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任伯年是“写实”通俗画风新传统的开拓者。评价一位画家是否称得上画坛领袖，最重要的要看他是否引领一个时代的绘画风尚，能否代表一个时代的绘画高度。任伯年(1840-1896)，名颐，初名润，字小楼，后字伯年，浙江山阴航坞山任家楼人。父亲任声鹤是民间画像师，受家庭熏陶，幼年即能绘画。青年时期，任伯年在太平天国军中“掌大旗”，直到天京沦陷，才回到家乡，后到上海跟随大伯任熊、二伯任薰学画，长期在上海以卖画为生。而当时的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外国商人、地主富绅、官僚巨贾云集，商业繁荣，骤然成为江南最富庶繁荣的商业大都会，新兴的市民文化应运而生，与这种市民文化相适应、与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及市场潮流相适应的“写实”通俗画风也应运而生。任伯年的绘画具有很强的通俗性，他的作品题材丰富，从神话传说人物到村野世俗人物，无一不是市民阶层所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他具有超强的写实能力，平时十分注重写生，据说为观察房上猫打架，竟翻窗匍匐瓦上，尾随其后，钩画速写。他的一流的写实能力，为他成为“写实”通俗画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写实”与“通俗”，同样是解读整个“海上画派”的重要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点：任伯年是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的。任伯年的绘画艺术发轫于民间艺术。其父亲任鹤声“能画像，从山阴迁萧山，业米商”(徐悲鸿《任伯年评传》)，曾向任伯年传授肖像画法。凭着这一技之长，任伯年于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在宁波卖画为生。到上海之后，巧遇任熊，到苏州随任氏兄弟习画，和任薰一起师宗陈老莲，进而学习自晋唐以来的双钩填彩技法和设色技巧，继承传统，融诸家之长，绘艺大进。后又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等方法，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有资料表明，任伯年曾在我国“西洋画的摇篮”土山湾画馆学习铅笔素描等西洋画法，他的速写稿有的是用3B铅笔画成的。此外，他在花鸟画创作、山水画创作方面也格调高古，卓有建树。也就是说，任伯年在技法上，可以说集民间、传统和西洋画法于一身，在晚清是十分难得的。这也是他之所以称为“海上画派”标志性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徐悲鸿对任伯年推崇备至，说：“伯年先生天才豪迈，工力绝人。”“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徐悲鸿认为任伯年是“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

　　第三个关键点：任伯年与吴昌硕的关系。任伯年在年龄上长吴昌硕4岁，大致属于同龄人，但任伯年比吴昌硕早43年进入上海，30出头即声誉鹊起，享誉海上，吴昌硕定居上海时已经68岁。所以，在“海上画派”的谱系中，任伯年的辈分和资历都比吴昌硕要老，应属第一代“海派”领袖，而吴昌硕则属于第二代“海派”领袖。吴昌硕虽然成名晚，迁居上海也晚，但大器晚成，底气足，实力强，厚积薄发，出手不凡，他不但登上了“海派”书画艺术的峰巅，而且引领整个“海派”书画家的润格出现整体性飙升。吴昌硕是任伯年的学生，也是至交密友，关系非同寻常。吴昌硕尊任伯年为“画圣”，他曾刻“画奴”印相赠，边款曰：“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踵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任伯年对吴昌硕以石鼓文的篆法入画拍案叫绝，并预言其必将成为画坛的中流砥柱。两人在身后，吴昌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为何吴昌硕的名声和地位要高于任伯年?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很重要一条：任伯年总体上是以职业画家、民间画家的面貌出现的，而吴昌硕则是以文人画家的面貌出现的，这种身份认定上的差异，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关键点：任伯年与“海上画派”画家的关系都非常融洽，热情参加书画活动和公益事业，这也是他享有很高人气和地位的重要原因。任伯年初到上海时，流落在四马路夜市上摆摊卖画，得到了在上海画家中颇有地位的画家胡公寿的大力帮助，把他介绍给古香室经理胡铁梅，安顿好他的生活，并且极力在当时的钱业公会等团体为他推荐，把他引荐给银行家陶浚宣、大商人章敬夫、九华堂老板黄锦裳等经济界人物，帮他确立了在上海画坛的地位，两人一时得以并驾齐驱。任伯年与虚谷也过从甚密。任伯年对虚谷的人品、画品十分敬佩，曾为虚谷画过肖像，虚谷对任伯年出众的艺术才华同样十分欣赏。1896年任伯年病逝前，“一日谈笑间，索虚谷写照毕，自题诗于其上，末章有‘今将拱手谢时辈，万里云山寻旧师’之句，不数月而卒。去留之际，似有先觉，年仅七十”。(《海上墨林》)虚谷闻知，失声痛哭。作挽联云：“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天夺斯人，谁能继起，吾道其衰乎?”同一年，虚谷也追随好友而去。任伯年是对国家、社会、民众有着深切关怀意识和责任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反映现实生活、针砭时弊的内容。每逢有书画赈灾的活动，他必然是登高一呼的领头人物，从不以自己地位高、画价高而耍大牌拒绝参加。

　　第五个关键点：任伯年在当时“海上画派”画家中润格是最高的。他40岁不到，就已跻身于海上一流画家的行列，与元老级的张子祥、大名家胡公寿、杨伯润等比肩，而且颇具人气，向任伯年求画者有“户限欲折”。他当时每尺约3元大洋，而二流、三流书画家的润格仅几角到1元。他的《华祝三多图》采用全景式构图，画面几乎充实全图，仅在左上角露出一线天空，以大面积的实衬托小面积的虚，虚实结合，反差强烈，构思新颖，是其写实性画风的代表作品，且流传有序，拍出上亿价格应属情理之中。以此为契机，展开对他的深度研究，也应该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