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艺术节期间，大大小小不同观念的主题展览都在宋庄展示，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王林策划的展览“底层人文——当代艺术的21个案例”。这个展览所关注的对象是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完全突破了流行的展览模式，让人耳目一新。为此，针对宋庄艺术节“底层人文”这个展览的有关问题，笔者采访了著名策展人、批评家王林先生。

　　游游：“底层人文”这个展览所关注的对象在当代艺术展中并不多见，是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为主题的，请问您策划这个展览的理念是什么?

　　王林：这个展览有两个针对性：一个是今天艺术市场活跃，使当代艺术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艺术家经过努力奋斗得到社会的回报，理所应该。但如果市场成功就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追求的目标，这是倒退，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我曾经呼吁过当代艺术不能没有苦难记忆和历史记忆。做这个展览是因为在当代文化中，边缘和中心、底层和高端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底层是艺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所以我希望通过展览能把中国当代艺术中关于底层、边缘的创作状态呈现出来。

　　另一个针对性和“底层人文”这个概念有关。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叫“人文底层”而要叫“底层人文”?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底层作为艺术题材，八十年代也有，比如“乡土绘画”，但那是先进对落后的同情。少数民族也好、农民状况也好，他们处在受苦受难的地位，需要艺术家去反映，然后作为社会问题加以呈现。这种创作方式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创作主体总是以既成的人文主义去看待对象，多少有些居高临下。或许可以称之为“人文底层”，以人文精神关照底层、关心底层、关怀底层。而“底层人文”的含义，首先是底层有自己的生存价值和存在意义，有它自己的精神状态。那艺术家何以能够把底层状态在创作中呈现出来呢?这就是问题的共同性，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精神问题的共同性，这是个中介，艺术家敢于面对、呈现、揭示问题，其作品才是有震撼力的。这是我所说的底层人文，即是底层本身具有的人文精神、人文状况和人文生态。在这里主体和对象之间有共同的、平等的、由问题连接的关系，是相互介入的。

　　游游：您的策展理念是发掘人文精神，推崇艺术真实的东西，并不是那种潮流式或市场化的，似乎并不为人所关注，这种对抗主流、逆水行舟的艺术观点能否得到认同?

　　王林：很多人看了这个展览之后觉得做得不错，似乎并非不为人所关注。艺术家不能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比如所谓“四大天王”拍卖价就是小圈子里的攀比。这个展览打破了美术的小圈子，使我们能够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东西，能够打开我们的艺术视野。至于说是不是主流，无所谓。今天的主流文化充斥着娱乐的、嬉戏的、玩笑的图像，在这样的图像时代，恰恰需要去揭示图像背后的支配力量究竟是什么，需要去呈现这些表象之后、之下所遮蔽的真正的艺术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展览的非主流性恰恰证明了展览是有价值的。

　　游游：这个展览让我们注意到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其实这是社会非常真实而又不被关注的一面，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些底层人物?所选取的艺术家他们的参展作品是特别为此次展览做的还是原有的?

　　王林：我一直想做这个展览，原因有两个，跟我的批评思路有关。一是关注深度的东西，关注社会表象背后的东西，我希望展览有揭示的作用，能够揭示出底层真正的生存状态。二是强调艺术创作的个体意识，要用个体的方式去呈现，而不是集体主义。个体才能针对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对自由精神的掩埋。用个体方式去揭示社会存在的问题时，艺术才会开启新的可能性，开启我们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尊重，开启人的自由、自主的空间。几年来，我感到艺术对底层的关注正在发生转变，我的批评思路和当代艺术的创作转变有关。我邀请的艺术家其实老早就在做底层的作品，只不过没有批评的介入，没有集中展现出来。展览过程是批评和创作的互动，在准备作品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艺术家各自的创作思路。展览就像一个平台，提供让艺术家自己展示想法的机会和空间。有些作品是艺术家多年创作的结果，也有些是针对这个展览做的。

　　游游：在展览的21个案例中我看到不少很有意思的艺术家，比如作品“王小六”，还有“棒棒与画家”。田庆华从做棒棒打工到现在参加展览成为画家，现在艺术家的身份都很混杂，您是如何定义艺术家的?

　　王林：如何定义其实没什么关系，关键是看作品，是看作品在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身份、文化性格、精神价值和精神追求，我觉得这很重要。你提到的两个人，一个是金锋的作品《王小六》，艺术家把她的生活状况作了一个智慧的转化，然后作为自己的作品呈现出来。王小六是一位赡养了一百多个残疾儿童的老太太，家庭非常朴实、简陋。金锋把她的家庭用品用博物馆的方式收藏保护起来，然后加以展示，这种形式上的崇高化包含着非常智慧的创造性。他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对象中植入崇高的但又是底层的人文精神，找到了非常恰当的视觉形式，不动声色地呈现给观者，而且是具有历史性的呈现。这里寄托着艺术家对一个伟大的平常女性的尊重，不是一般的颂扬，我觉得尊重比颂扬更为重要。

　　另一个人是田庆华，其实是有三个人参予这个作品。一个是拍照，一个是画他，还有一个就是田庆华自己。本来他自己的身份就比较特殊，同时有三种不同的身份，他做画家时同时在做棒棒和模特儿。他的画具体、真实，没有职业画家的技术制约，画得很草根、很朴素，但很传神。其作形体粗壮，视点降低而对象高大。在这些自然而然的描绘中，有画家对底层人群的自我肯定，观众可以从中感悟到底层人生的价值。

　　游游：顺便问一问，你对今年的宋庄艺术节整体感觉如何?

　　王林：他们组织了很多展览，各有各的学术追求、学术理念，但整个艺术节学术方向不够鲜明。应该把主题展和外围展分开，主题展不要太多，两三个足矣，把每一个主题展做得更有力度、深度，更到位、更鲜明，这样就更有意义。

　　游游：就是要把主次分开。

　　王林：对!要分开主次，比如这一届要做哪几个重要展览，其他的就作为外围展，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但整个艺术节必须有鲜明的形象，通过展览来呈现每一届的不同形象。“宋庄艺术节”的好处是允许艺术实验，今年才第三届，有一个生长、成熟的过程。

　　游游：在艺术节期间您参加了“批评家年会”，其中有一些年轻批评家参予，你对他们是怎么看的?

　　王林：一些新面孔开始出现，进入批评界写文章，讨论艺术现象，我觉得是好事情。中国批评家年会有一个共识，就是推举批评界的新人。当然，年轻批评家肯定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批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思想，思想的力度、深度和思想所具有的知识背景。在批评活动中如何形成自信而坚定的学术立场和独特而成熟的批评思路，是很重要也是很困难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中国美术界正处在一个操作大于思想的年代，有些年轻批评家急于登台亮相，热衷于操作，难免急功近利。其实在进入操作时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对自己批评思想的建树和清理。我不大相信思想领域的“进化论”，并非人年轻就比前人更有思想。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在传媒手段和语言方面更有优势，当然，老一辈总是爱谈论年轻人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历史总是在一代不如一代的哀叹中前进的。”但这种哀叹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让聪明的年轻人在哀叹所包含的经验中汲收有益的东西，让自己能够变得比同辈人更加成熟。

　　年轻人要超越的不仅仅是老一辈，更重要的是要超越同时代人，只靠否定前人、否定他人的虚无主义和狂妄自大，是什么人也超越不了的。

　　游游：能不能结合“宋庄艺术节”谈谈现在的一些大型艺术活动，比如这之前的“艺术北京”博览会?

　　王林：规模巨大，声势夸张，很象京城“龙袖骄民”干的事儿，其实就是个卖场。所谓艺术北京，除了卖场就是秀场，再不就是名利场，甚至是艺术的屠宰场、刑场和坟场。在北京只有去工作室，还能找到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