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花卉作为绘画的题材，古已有之，但在古代优秀艺术家那里，画花卉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悦目欣赏，更不是为了单纯的模仿，而是要表达一定的寓意。宋代《宣和画谱》在“花鸟叙记”中写道：“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凤、孔翠，必使之高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立轩昂，鹰隼之出博，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鉴物有得也。”

　　正因为这样，但凡是优秀的花鸟画虽本于自然，亦必有艺术家的取舍、剪裁，而有所取舍、剪裁亦必有创造，必有作者的性格和情趣的浸润渗透。在历史上，那些只有客观对象而无作者情趣的花鸟画，总被人视为下下品。

　　可以说，雷苗的工笔花卉创作就建立在这样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上。但与古人不同，她画中所表达的意境，已远远超过了古人所确立的文化范畴，如富贵、悠闲、轩昂、风流、磊落等，而与当下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这在当下的工笔花鸟画中确是不多的。正如大家所见，雷苗画中的花，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孑立零丁的状态。更有甚者，已经离开了枝干，静静地躺在大地的一隅。加上灰蒙蒙的色调、神秘的光影，故画面总是流露出难以抑遏的悲哀与感伤。明眼人都知道，这与传统花鸟画强调花的生命力、花的美丽与灿烂是有着天远之隔的。

　　不知他人感受如何，我总觉得雷苗的画是在表达一种隐喻。说大点，她是想借花暗示社会中孤立无助的边缘人;说小点，她是想借花暗示在男权社会中一些女人的悲惨境遇。当然，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好在雷苗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观众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与作品达成交流。两年前，我到南京看雷苗的画时，曾开玩笑地问她，是不是她的先生曾经欺负了她，她断然予以否认。其实，她的先生爱她，她的生活状况也非常好。对她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关心、表达自己的处境，而是要为社会上一大群人的遭遇去呐喊，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着实令我感动。

　　如果从学术上进行一番清理，我们并不难发现雷苗的艺术灵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古代文人借落花感叹人生的传统，如陆游的千古绝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曹雪芹的千古绝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葬花辞)都是很好的例子;其二是颇受“后殖民”与“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因为这两种理论都强调人与人的平等，既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也不分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与待遇。而且，这两种理论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与不公。雷苗的聪明之处是，她并没有单纯地从概念出发去组织画面，而是将概念转化为一种情趣，并将它落实到十分具体感人的画面中，这也使她的作品因大跨度地超越了传统工笔画的表现模式而具有艺术史意义。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提及，那就是雷苗在强调表达当代意识的过程中，仍然立足于东方的审美基点，对传统的美既有继承，也有取舍。倘要说她的作品不追求感官的刺激与观念的直白化，而是追求淡雅和余情余韵，并务求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中寓深意，其原因正在于此。相信她的作品不但会对工笔画界，乃至国画界、艺术界都会有所启示。雷苗的作品表明：借鉴传统与表达当代意识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为了当代性而丢掉传统，为了传统而丢掉当代性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