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辉煌的时候我们这座城市叫长安。当年的长安城是个什么样子，在你的想象和夸张中，她怎么神奇都不为过，因为那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有名、最古老的几个大都市之一。只是到了明以后长安才改名西安。随着一个城市名字的改变，她之前的长安才真正开始被人传颂，被人怀念。如果从个人情怀我是喜欢过去的那个长安。想必抱有这种态度的不仅仅是我一个，或许是更多文化人的情怀。像后来从四川来的赵望云，从延安来的石鲁，不管是何种原因在这座城市落户，他们都在这块土地上播种和收获。

　　赵望云、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赵望云、石鲁等西安一批画家因在北京新落成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一次画展，而产生了社会反响。再有当时京城的专家名流力挺，随后长安画派这个名字很快便在全国走红。这让许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甚至还在胆怯中看着这批作品，这批来自生活原创的东西，竟有着极其巨大的倔犟。几乎让外人也不敢轻易靠近，也从来没有哪一个画家群体敢这样去直面生活,直面西部高原。因为这种面对需要的不仅是胆量，而是魄力。西安的画家准备好了，尤以石鲁先生准备的最为充分。

　　我没有见过石鲁先生，我考美院的那一年老人病逝。在这之前听我父亲说过，父亲见过石鲁，见过画展上石鲁的作品《东渡》，在那幅画跟前总是围着许多的人，父亲还听过石鲁的演讲。他描述当年的石鲁是一个怀揣激情和理想的人。

　　听赵望云这个名字都很悠闲和散淡，再翻看他的画册照片眼前十分温暖，暖意里是传统文化人的道德风范，做事有条不紊，处处以身作则。他早期的《农村写生》《塞上写生》这些大量的作品是用自己的身体丈量出来的。特别是到了晚年，画作里浓浓的怀旧情怀和感恩意识显出一个人超凡的和对想象人间的美好追求。赵望云先生作品很多，但每一幅作品无论大小都经得起推敲，每一幅画都能看出苦难，看出辛酸，看出快乐和无奈，画风婉约，既苍凉又透着优美。也正因为这样，我看着他的画心里着实稳当，并愿意在此地着陆，然后仰望天空和原野，聆听流过森林的歌声和河流。

　　石鲁先生有他自己的代表作，比如《转战陕北》、《南泥湾途中》、《东方欲晓》。但他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很精彩，他有许多的小画，并不是每一幅都经得住看,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优秀。也正因为这样，石鲁就是石鲁，一个独一无二的石鲁。记得毕业实习创作我第一次到了陕北，第一次踏上那块黄土地，我想要寻找一种东西，但心中并不明确。等我一走进纪念馆,走进革命旧址,看到那些历史图片和实物我忽地觉得石鲁在这里，《转战陕北》的精神营养在这里。我望着陈列在纪念馆里的那匹白马标本久久地发呆，我相信我的感觉没有错。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中国美术馆看到石鲁《转战陕北》的原作。数小时反复地面对面观看那幅画，观看立在画面原头上的****，心里有些冲动，我不知用什么话才能确切表达。但我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石鲁是那段历史时期肯定要出现的人物，而且没有人可以取代，赵望云也是历史的选择。石鲁是长安画派的精神火焰;赵望云是滋润长安画派精神的活水。

　　我曾听当年亲近石鲁的人说，西安解放初期，石鲁开一辆美国吉普车，在钟楼绕圈圈，抽的卷烟里夹着花椒粉和辣子面，面对一个人而言这不是在挑战生活，而是在挑战精神。由此我在想要学会做一件事情容易，要学会做一件自己的事情不容易。有些事可以学，有些事不可以学，比如石鲁，他能去学任何人，学任何事情,我们不能学他，我们学不了他。

　　长安画派是一个永远的话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不被人知的原因。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画家群体打下的长安画派因缺少某种补给而相应泛黄。即使这样我们仍能透过泛黄的光线看到每一个艺术家的个人骨节。如果谈画派、谈传承、谈笔墨、谈对历史的反思同时又充满时代气息，我们完全可以从长安画派那里得到验证。他们最初也是在传统里寻找，在传统里思考，随后却把落脚点放在传统的边缘，顺着这个边缘寻找。他们生命中的故事从此升华，而真正把这些引向精神高度的是石鲁。

　　长安画派选择了赵望云，也选择了石鲁，不是这之前没有而是那时没有好的气候。历史给了赵望云、给了石鲁好的气候,他们有协会，有平台,有创作氛围。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这块土地与长安发生了关系，这是一个时代的声音。选择长安画派,就是选择了一个人的艺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