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这块土地，与版画特别有缘。

　　缘的起头，可以追到很远。

　　1918至1921年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由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发起，诞生了艺术团体“乐石社”。社长李叔同在这里，向学生传授创作木刻的方法。

　　1929年，位于浙江的国立西湖艺术院里，出现了名为“一八艺社”的团体。“一八艺社”的社员们创作过一批中国最早的、针砭时世的现代木刻作品。

　　浙江更出过鲁迅。鲁迅热爱美术，尤其喜欢木刻。对新兴的中国版画极尽扶持关爱，直至自己生命的终结。

　　1931年6月11日,“一八艺社1931年习作展览会”在鲁迅的关怀和安排下, 由内山完造介绍,在上海虹口的日本《每日新闻》社二楼展出。展览的自序中称：“……对于人类，对于世界，我们将要运用我们尖锐沉重的笔尖，凭着我们的青春的热情，作有力的贡献。使这个灰暗的时界转为曦和，这是一八艺社的整个的期望。”

　　鲁迅先生有过一段关于中国早期木刻的著名章句，就是出自他为这个展览所撰写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同年的8月17日，鲁迅在上海举办了著名的“暑期木刻讲习班”。而在参加讲习班的13名学员中，和浙江有联系的，就有9人。

　　由这个讲习班开始，就像一个火把落进干柴堆，新兴木刻运动之火迅猛地燃向了大江南北。

　　自1936年至1940年间，来自浙沪两地和国立艺专的彦涵、力群、罗工柳、叶洛、胡一川、江丰、马达、陈铁耕等相继奔赴延安，成为解放区木刻的骨干力量。

　　而林夫、郑野夫、张明曹、金逢孙、杨可扬等浙籍木刻家，则撤离到浙江西南部内地继续创作活动，使抗战期间的浙江的木刻运动出现异常活跃的局面。他们成立木刻组织，举行抗战版画展览会，发行木刻刊物，推出理论与技术方面的专著，并且创办了合作社、生产和供应制作工具，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东南地区的木刻创作活动发展。

　　因了先驱们的引导，在温州地区的抗战烽火中，又成长起来一批木刻家，如夏子颐、张长弓和张怀江兄弟、陈沙兵、葛克俭等，他们在创作木刻作品的同时，又以他们当时的教师身份，在他们各自任教的学校里组织木刻队，把木刻列入小学的美术教育中去。至1940年代后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又加入了浙南游击纵队，在戎马倥偬中挥刀不止。

　　1954年，新中国最早的版画专业之一在浙江成立。被后世誉为“两张两赵”的张漾兮、张怀江、赵延年、赵宗藻等名家也齐聚此地，开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中国版画学科建设的事业。这里的学科建设颇具特色，它在开创之初，就抓住了两个具有本原意义的精神支点。其一，是从新兴木刻运动开始就一直贯穿于中国创作版画发展轨迹之始终的、“直面周遭”的创作态度;其二，则是自觉地皈依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厚土的文化立场。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个学科为中国的版画艺术事业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也对浙江地区的版画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辐射影响。

　　直到今天，浙江在中国版画格局中，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区……

　　从1931年夏季的那个著名的讲习班至今，正好是80年。

　　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决定在今年、而且是在浙江举办第19届全国版画作品展，仿佛是交集汇聚了所有的因缘延绪而成的自然结果。

　　7月份中旬，展览的评选工作在浙江美术馆展开。与往届的评选相比，本届展览的情况颇有些特别。

　　送审作品水准的相对整齐，是首当其冲的突出而又深刻的印象;这个整齐，首先是反映在对版画本体语言的追求和把握上。以前的展览中常见的模仿其他画种的现象，明显地减少了;以繁复的制作工艺制造“技术难度”的偏颇现象，也同样明显地有所消减。尤其令人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皈依本体”的追求趋势，更多的是通过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体现出来的。从作品的面貌看，这些中青年作者应该都接受过专业的训练。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学院教学经历了对本学科内涵的清醒认识和系统梳理，在所谓的“边缘化困境”中潜心育人的成果的一种显现。如果说，“学院版画”作为一个全新的名词、初次被提交到众人之前时、多少还带给人一些突兀的感受的话，那么在今天，当上述的成果雄辩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之时，我们也就终于可以具体地、直觉地认识这个概念的丰富内涵为何、它的价值和贡献为何了。

　　学院教学成果在这些作品中的另一个体现，在于创作者艺术态度的自主化趋势的增强。这种趋势既体现在作者们介入社会生活的角度、对生活表象的解读评判方式的各不相同，也体现在他们坚持自身的语言风格体系的执著。作品固然还只是一个表象，然而透过这个表层，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版画家身上渐渐显露的清醒的主体意识，渐渐显露的自信而坦诚的姿态。这种主体意识使他们远离鼓噪扬尘，远离矫揉做作的惊人之语，也对发生在他方的潮流变幻保持着审慎的尊重和必要的间距;而把更多的心血，投入在每一个创作个体自身的“自然演进”中。创作者个体有权利保持对自己的尊重，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的艺术家们，通过自身的不断奋斗和发展才争取到的重要的精神成果，同时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一个个体是否能自重，其实，也就成了关于他是否有资格立足于当代艺术领域里的一个非常起码的衡量标准。

　　在生活与艺术、群体与自我、借鉴与原创等一系列交互关系的架构中，沉着而清晰地守持自家的“一定之规”，也同样是艺术家应当站稳的一个“原点”。无“这一个”的精彩，即无全体的繁荣;缺少了对“本体”的锤打与追问，也就无从谈“突围”或“持守”的程度或水准。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人，取决于人及其思考和行为的质量。纵观本届展览的展品，笔者认为，它们清晰地显示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现阶段的中国版画，已经明确地凸显出了对上述“原点”的认同和践行，这也意味着，它即将步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这是来自不易的结果，不啻是对导师和先驱们的最佳的告慰。

　　当第19届全国版画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时，同一个展馆里，一个题为《鲁迅的面容》的大型纪念展也正在展出。

　　纪念是回顾，是对起点的再度确认，是让我们经常去回忆和厘清出发时的初衷和追求，可以让我们时时检点和自省，是否偏离了先驱们的“内核”和“灵魂”;“坚强的努力”背后，是否还有“清醒的意识”?

　　终于从僵化意识形态的狭隘桎梏的束缚中解脱，仿佛自此便可畅达无羁。却不料，又有高速飞驰中的种种晕眩和缺氧般的困顿阵阵袭来。面对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等等阵阵浪潮激荡起的各种层出不穷的时髦幻像，突然想起赵延年老先生近日对版画学子介绍自己的从艺生涯、将结束时的那一番话：马路变宽了，楼房变高了，但“人性”呢?“人性”也因此而改变了吗?马路和楼房的问题，有钱就可以解决，但“人性”的问题呢?……

　　这个直刺人心的追问的背后，也赫然有鲁迅的面容在，凛凛然……

　　赵老尖锐发问的现场，是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的暑期“新木刻讲习班”。同样是为了纪念导师鲁迅，他们在杭城的炎夏中集结，重温历史，再读先贤。80年后的版画学子刀下，导师的面容依旧黑白分明，密密地布满大墙，在冷峻的逼视和温厚目光的交错中，幽幽地汇聚出一种凌厉明澈的光来。

　　这是来自深远的历史深处的光，也是穿透了世纪风云激荡的光。愿在这凌厉明澈之光的映照下，将集结起更多探寻的目光和前行的脚步。愿这些脚步将能走得更远……

　　张远帆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