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龚琳娜认识，但是算不上熟悉。最早和她联系是在2010年的春天，那时好像没有很多人知道她是谁。我联系她是因为对她的“声音行动”计划感兴趣。我邀请她来参与我的民歌笔记电台。后来当这次采访成型的时候，已经是她因为忐忑小有名气的时候了。她和丈夫老锣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和我完成了这次访谈节目，我们谈到了很深入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很感激。

　　我的印象里，龚琳娜给自己的定位很明确。她声称要做“中国的新艺术音乐”。在她之前的唱片中，我的确看到了这个影子，尤其是《弦歌清韵》和《走生命的路》。作为一个充满祝福的朋友，我希望看到多一些像《弦歌清韵》、《走生命的路》这样的作品出世。

　　后来我在和音乐朋友的聊天中，我喜欢聊龚琳娜(或者说龚琳娜现象)。但我不喜欢有的人对龚琳娜的攻击，尤其是那种充满了“技术标准”的攻击。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和这些人(朋友)说：你们别胡乱攻击，你听听她和老锣怎么讲解他们音乐的道理，那是他们独到的理解音乐的方式。的确，走什么样的音乐道路、做什么样的音乐是她的自由。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最起码的宽容。有时候，我个人也不喜欢龚琳娜太夸张的表演和音乐情趣。但这并不妨碍我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尝试理解她，大不了把自己的期待值放低点就完了。

　　不过，有两点，我却无法理解，这是艺术家的责任心的问题。我提到责任心并不是因为我很在意某种道德准则，而完全是因为龚琳娜自己无数次提到了“对听众负责”的问题。我总共花过250块人民币买过她的多张CD，我还花过180块钱去听过她的音乐会。我想我也应该算是她的标准听众之一。如果如龚琳娜所说，在面对自己的听众时要认真负责的话，无论她在媒体形象上是去当宋祖英还是芙蓉姐姐，我都会继续做她的听众(只要她的音乐是有诚意的)。可是问题是，恰恰是这点，她非常让我失望。

　　先不说每天看到她那花里胡哨的媒体秀，就单说她的音乐“产品”。今天我听了新出版的《自由鸟》。我的确期待了很久。之前我在想，会不会有《走生命的路》那样的作品呢?结果一听，大跌眼镜。不是因为音乐本身，而是因为态度。他们将之前出版过的不少老歌的同样版本直接“新瓶换旧酒”似地放了进去。后来我想，大概她是在做“精选集”吧?但是，精选集最起码还要把每首出身不同的录音做一下音量均衡处理呢，这张唱片连这点最基本的事情都没做。里面的歌曲我的确很喜欢，《走生命的路》和《阳光少女》都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之一。但是，我并不需要在新包装下反复去听这些歌。算一算，《阳光少女》和《山中问答》等等歌曲已经在之前的唱片中出现过两次了，这算是第三次。而且，前两次多少还对编曲配器做了一些改动，但这一次是毫无改动地扔了进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龚琳娜的独立艺术制作的一个模式，但是在我所听过的，无论是古典还是通俗音乐中，很少有人这么干。

　　在我看来，公民社会里的听众和艺术家的关系应该是互相理解的。听众应该理解艺术家的音乐理念。龚琳娜去参加什么超女、选秀、睡衣忐忑梦游之类的，这是她天赋的权利。不过，这不等于一个艺术家能随便侮辱听众的智商。

　　这一点上，现在的龚琳娜的媒体形象总是让我想起张艺谋的电影。你说它不好吧，其实也能消费消费，但是多少让人觉得不舒服。借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这种行为是在“侮辱别人的智商”。如果你有个朋友，每次都用同样的段子来哄你，还期待你像傻瓜一样地笑个不停，你当然会觉得“把我当什么了?”我自己不想去做一个不思考的、傻看乐子的听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有无数的肥皂剧可以看，还可以去洗浴中心去看看那里的夜总会逗乐表演。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龚琳娜在采访时候说的。她的原话是：“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有质量的音乐。” 虽然我认为“质量”是相对而言的，但是我同意这句话本身的语意。而且，龚琳娜和老锣还说：“我们的社会的娱乐节目已经够多了”， 意思是他们要做的是“高质量”的音乐。那么好，如果“高质量”的音乐是让听众能随着音乐思考的话，那么，龚琳娜的情况则恰恰是相反。我相信她的音乐是很好的音乐，但是结果是，龚琳娜现象教会听众的是完全没有思考的聆听方式，迎合的是人们的一种快餐文化情绪。的确，浮躁的社会教会听众的往往是这样一种傻乐的境界。

　　每次想起龚琳娜，我就总想起Abigail Washburn。我经常建议我的朋友们有时间去听听Abigail的新唱片《City of Refuge》。Abigail和龚琳娜，在我心目中有点相像：都是突然成名，都有一个音乐天才的老公，都有民间音乐的背景，都在现代语境中去再造音乐。她们的区别是：一个是教人思考，一个教人傻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