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艺术（以下简称“库”）：九十年代初，当你开始创作带有明显个人风格的水墨作品时，应该还没有明确的“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水墨圈也相对保守，当时对自己做的事有把握吗？

　　朱伟(以下简称“朱”)：没把握。当时大家都在摸索，都是从零开始，但都觉得有事情要发生，或者说有画要画。当时也没人张嘴闭嘴地把当代艺术挂在嘴上，现在老提当代艺术的当时基本没这人。水墨画方面有一些人开始探索，在人物方面有我和魏东，在山水和观念制作上有谷文达，后来他去美国活动了。还有一些折腾宣纸的，我基本上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不看他们的作品。当时我很清醒，在水墨当代化的人物创作方面参与的人不多，就几个。这几个人是在继承和改进水墨画，使它能够进入当代艺术的这一潮流中去。其他人基本上是在否定水墨画的基础上，想通过折腾宣纸，或者说，从材料载体上使它当代化。

　　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把握，包括画油画的那些人，大家当时才把画画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慢。多半时间是在观望。

　　库：在用“没骨工笔”这种传统技法来表达自己与周遭现实的过程中，技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或是问题？

　　朱：“没骨画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水墨画最讲究的线稍微退后一步，而更加注重人物的造型，加强了画面的叙事功能，直到现在我和魏东，还有徐累一直在这么画。这么画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线弱了，对色彩的需求加强了，所以就像最后大家看到的我们这几个人的水墨画，颜色上都很鲜艳，变得很跳。

　　库：九十年代初，有一股水墨革新的潮流，像实验水墨之类，等于是用西方的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观念来指导水墨创作；而你却一直坚守传统的笔墨技法，走出了更加个人化的道路。当时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定力，没有盲目学新？

　　朱：上面我好像说过，我们的当代油画是从九十年代初，或者再早点，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观念来指导油画的创作。实践证明，这事还成功了，而水墨当代化却不能用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冲着油画、话剧、歌剧、古典芭蕾说的，人家的理论家、批评家说这些理论的时候，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水墨这一概念。人家也没这个义务，更没这个职责，所以这套理论完全拿来，未必合适。就好像人家说的是拌沙拉的方法，而我们非要拿这套拌沙拉的方法去拍黄瓜，能好吃得了吗?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笔墨技法，努力用它来说当代的事，才行。从当年到现在，我一直确信，我们从自己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演进出来的当代艺术观念、当代水墨画的观念和理论始终没出现过，一直是滞后的。既然没出现，又不能等，那只有先画着再说，连摸着石头过河都算不上，基本上是光着屁股过河。

　　库：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很有特点，这个形象最初从何而来，其中是否有自己的投射？

　　朱：文革时期宏大叙事、高大全红光亮的作品大家看得太多了，快把人都看吐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个体、人性、每个具体活生生的人。我也是人，所以有些形象有我自己的影子，画别人，人家也不一定同意，其实也是更多的向传统回归。中国古代的很多经典绘画，画的都是普通的人，街坊邻居、才子佳人的什么的，给伟人、皇帝太监画像的并不多。

　　库：这个形象的创造完全是一种画面感觉，还是含有某种文化隐喻？

　　朱：画的时候完全是从画面的感觉出发，事后才看出还有那么多隐喻和文化承载。当时要知道有这么多事，不一定能画得出来。

　　库：02年的一张《无题4号》给我的印象很深，画面中只有半个背部，但却仍能一眼看出是你的手笔，这种强烈的个人性是怎样获得的？

　　朱：当时油画也都在画个人，画自己，我就想水墨画怎么就不能。实践证明不但能还不错，水墨画一直没人这么画，我算开了个头。

　　库：你的画面很“美”，但在这种美的后面又有某种很残酷的东西，这是否在你的预设之中？

　　朱：你所看到的美是画面整体给你的感觉，正如你说的，画面的背后是在描绘残酷的客观现实，甚至可以说更多的是痛苦。从我近二十年来的创作来看，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十年是在叙事、讲故事，紧讲慢讲还怕别人听不懂，不理解，所以整个系列更像是章回绣像小说。比如九三年的《北京故事》、《甜蜜的生活》系列、《新编花营锦阵》系列、九六年的《中国日记》系列、《九十年代》系列、《太上感应》、《梦游手记》系列，等等。从〇二、〇三年开始强调隐喻即水墨画讲究的意境。画面开始简练一些，有的相当简练，比如二〇〇三年的《大水》系列、《开春图》系列、〇五年的《乌托邦》系列、〇八年的《两面红旗》系列。

　　画面内容虽然有了些变化，但我还是在强调人们在现实当中所必须遇到的痛苦、不得意、冷漠及对真、善、美的追问。

　　关注人在现实不同境遇中的处境和变化是我画画的动机和根本，也是我的激情所在，就像是摇滚乐手，只有在你有愤怒、有情绪要宣泄时，你才能吼得出来。

　　库：从很多作品的名称上看，你是一个有着传统文人情怀的人，但面对作品，会发现这种情怀好像只是一种借口，或是一层外衣，用之表达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怀疑与讽刺。你认为自己属于文人吗？

　　朱：现在哪有文人?有文人情怀的倒是不少，我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是一天一天累积形成的，历史上的每一天对当时来说都是全新的，都是当代的，前卫的，否定传统怎么会有后来的当代和前卫。

　　库：你是怎样将中国传统文人趣味与当代艺术家对现实状况的关注，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融合到一起的？

　　朱：对不起，我从没拿传统文人的趣味来关注当代现实，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犹如诈尸，让死人起来陪你喝酒。我们所说的撑死了是对古人的揣摩，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我们曾经挖出了汉代的编钟，随即就有人编排出了一套《编钟乐舞》，谁都知道，中国古代没有发明出五线谱，连简谱都没弄出来，那这套音乐是怎么传承下来的?靠口口相传，从汉代到今天，如果真的能传下来的话，那味儿得变成什么样，那还是当时的音乐吗?既然不是了，那你让观众瞎听什么，这不是在误人子弟吗?拿揣摩出来的东西当真，是不是不太严肃 ?

　　库：很多艺术家，特别是水墨艺术家，在回望自身传统的时候，更多看到的是限制、模式与样式，想创新就干脆另起炉灶，搞video、装置去了，怎样既坚守传统，又能搞出新意，这个难度就太大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朱：这需要坐得住，还得耐得住寂寞，特别是水墨画。即使创作当代水墨画也需要足够的功力和悟性。

　　用传统的水墨技法、现代的思路，画你看到的理解的现实就行，没什么难的。老想着跳大神恐怕出不来。

　　库：有艺术家提出：现在只有当代艺术问题，水墨本身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朱：这是一谬论。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东西上的，比如通过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艺术、Video、音响等等形式表现出来。你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当下现实和想法时，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的问题。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讲究吃点有营养的，所谓营养是通过白菜、萝卜、茄子、西红柿、猪肉、牛肉、羊肉、鱼虾等等组成，你要想摄取营养，就得通过它们，没有专门有一个东西叫营养的。谁能给我炒盘营养出来?当代艺术也是同样的道理。

　　库：可想而知，对于你的作品。外国批评家不会放过从政治角度大谈特谈的机会，这与你的本意或许有着一定差异，你怎样看待这种误读？

　　朱：中国的社会现状就是如此。直到如今我们的大街小巷也是标语口号不断，只不过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能做到视而不见，外国人没有受过这教育，所以他敏感。你说我的画面里还有肯德基麦当劳呢，他们怎么不在意?人家打小就是看这个长大的，看到现在还一惊一乍的，说明这人有病。我们的社会至今为止还是一个权力政治的社会，这个特征无处不在，包括艺术家的作品里。我对这种误读还是比较宽容的。当然，艺术家过多的使用政治符号，会让人觉得哗众取宠，创作能力低下。

　　库：“红旗”这一元素在“乌托邦系列”中就已出现过，后来怎么想到将之单独提炼出来，创作一系列作品的？

　　朱：单独拿出来更多的是从技法的角度考虑，古人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表现当下的东西，看看谁表现得更好。红旗是大家常见的，甚至看得都没感觉了，但是都没能很好地表现出来。

　　库：最近几年来好像越画越慢了，是有意控制节奏吗？

　　朱：嗯，是在有意的控制。现在一年画6张左右，没有新的主意，应该少画。我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写毛笔字。

　　库：从作品上看，今年的作品在技法、语言上又有了新的尝试。现在的创作思路与技法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朱：是。还是在尝试，创作思路和技法上没有太大变化。

　　库：在绘画、雕塑、写作、导演等等这些身份之上，是怎样的一个共通的追求在引导着你的兴趣？

　　朱：我是画水墨画的，所以一切围绕着这个来。古代的画家画画之余弹琴、写诗、做文章，甚至作为门客到有钱人家里白话天文地理、古今大事、做人之道。当代的画家没这个机会，但可以做古代画家做不了的事，比如我就画画之外还刻木版画，到工厂去做雕塑，给艺术杂志写专栏，给摇滚乐队拍电影，但这一切必须是水墨画的延伸，必须有水墨的影子。

　　库：最近几年干了许多画画之外的事情，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会放在哪儿？

　　朱：书法和水墨画上。作为水墨画家，这个岁数是想法和功力相对来说成熟的时候，应该是出好作品的阶段。

　　注：本文发表于《库艺术》杂志2011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