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欲---病理与凝视』研究计划

　　时间：二○一一年三月十九日至

　　五月十五日

　　地点：成都A4当代艺术中心

　　由A4当代艺术中心主办、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和浙江大学美学与理论研究所协办的『欲---病理与凝视』研究计划不同于以往的展览模式，以学术对话、讨论与艺术创作相结合，在既定的时间内同步、交叉地展开，从而开启了一种新的实验和展览方式。将当代艺术从『庸俗』的社会学中解放出来，重返艺术本身，已成为当代艺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也是『A4青年策展人计划』的一条基本思路。从关于诗性、叙事、经验的重新体认，到对于物性、概念及视觉结构的新的开启，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当代视觉文化向度的个体性实验和精神性探掘。此次『欲---病理与凝视』研究计划作为『A4青年策展人计划』的一部分，意在将这一实验引向更深的层面。

　　研究计划自二月十九日启动，至五月十三日结束，历时近三个月，分三个阶段：一是计划启动(展览前)，部分参展艺术家与精神分析学家就『欲望---精神分析与凝视』这一主题进行对话;二是展览开幕，同时举行题为『「眼与心」：当代艺术与现象学视域』的学术研讨会，参展艺术家与批评家、哲学家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三是展览尾声，部分参展艺术家与视觉文化学者就『心的变异与当代艺术』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本研究计划所选择的艺术家全部为四川、重庆籍艺术家。余极、周斌、李一凡、黄奎、马杰、陈秋林、李勇、郝量、何工、黎朗、王俊、刘玉洁、罗发辉、廖鹏宇、幸鑫、任前、俸正泉、陈刚、杨述、王茂二十位艺术家参与了研究计划。因此，这个展览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四川、重庆当代艺术的实验报告。当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与四川、重庆籍当代艺术家本身所处的创作和生活状态也不无关系。

　　参与对话和讨论的学者、批评家则有沈语冰、刘纪蕙(台湾)、罗岗、柯小刚、陈岸瑛、王春辰、杭春晓、鲍栋、盛葳等。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大春、台南艺术大学教授龚卓军和独立策展人、批评家费大为应邀担任学术主持。

　　此次研究计划并非意在简单地展示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于『欲』的生理自觉和身体感知，恰恰相反，是力图将『欲』从这种表面的、粗浅的、狭隘的理解和体认中解放出来，回到『欲』本身。在这里，『欲』是开放的，它不仅是身体的，也是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历史的、文化的……这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谈欲色变』，其实不是『欲』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欲』的认知出了问题。所以，本研究计划强调的不是对于『欲』的生理自觉和简单放大，而是对于『欲』本身及其社会心理、文化政治意义的深入思考与反省。因此，这里所谓的『病理』，并非是对『欲』本身的道德审判和精神治疗，而是指我们对于『欲』的误读和错解，以及如何通过实验和认知，付诸新的自觉和反思。

　　研究计划所呈现的不同话语、视角和观点，已然构成了形式各异的观看方式和凝视逻辑。这与其说是对『欲---病理』的思考和反省，不如说是对艺术语言本身的实验和探讨。而在这里，『欲---病理』不仅是研究计划所针对的问题，也是话语实验的一个角度。

　　以艺术的方式，探讨『欲』的生成、扩张及其内在性，无疑是回到『欲』本身最为恰切的方式和途径。『欲』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赋予它一个相对稳定的涵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欲』的感知、体认、窥探，或可能的理解。

　　事实上，『欲』是关于人的实验。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身体感知和生理诉求，也无法回避历史、知识，特别是现实社会、文化、政治处境的观照。因此，这里的『欲』不是狭义的身体或生理念想和所求，而是一个广义的心理与文化感知。

　　从身体的自然诉求到社会文化的心理体认，便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谓的『精神』。虽然『欲』不能等同于『精神』，但并不意味着『欲』与『精神』没有任何关系。惯常的看法是：『欲』是消极的，而『精神』是积极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难清晰地界分『欲』与『精神』。更多的时候，『欲』与『精神』之间共享着同一个物理和思想基础。尽管二者不乏错位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间绝非正反之别，甚或说二者(在这里)都是『中性』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对它的实验和考掘。不然的话，可能还是戴着一副政治、文化及伦理的有色眼镜在打量，更遑论回到一个相对客观的层面上予以体察。

　　物理意义上的『欲』也好，『精神』也好，都与脑科学、神经学、精神分析(哲)学有关。这是现代西方科学的理解逻辑。不过在中国传统中，则更多付诸『心』或『人心』的考量。宋明理学所谓的『心统性情』即是此意。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欲』与『精神』的差异和错位反而变得愈加模糊了。因此，对于『欲』的生成、扩张的实验，不仅是生理实验和分析，也是对于『心』或『人心』内在悖谬及其可能张力的探掘。这是从精神考掘的角度，探讨『欲』的生成、型构与功能性扩张(改造、消解、升华等)，进而反思『心』的『变异』(诱惑、仇恨、快感、焦虑、抑郁、恐惧、缺失等)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以及历史根源。恰是在『心』或『人心』这个意义上，『可欲』与『不可欲』不再只是一个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病理学概念，而更多是一个文化、历史及伦理话语。

　　以上作为『欲---病理与凝视』研究计划的基本思路，既包括对现实的揭示，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反思。

　　如果说『欲』是自生、自发的话，那么，精神考掘(或精神分析)对『欲』的清整和理解本身就是对于『欲』的贱斥和抑制。实际上，精神考掘这一行为就隐含着对『欲』的界说：自然抑或疾病呢?然而，不论结果如何，这一行为已然告诉我们：精神考掘并非『中性』的(虽然『精神』一词不乏『中性』所指)。即便『欲』自身就包括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精神考掘』的立场也不可避免。或者说，虽然考掘是为了将『欲』从『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欲』还给『欲』，但另一方面考掘本身的价值倾向将『欲』从一个『牢笼』移至另一个『牢笼』。最终『欲』与『精神考掘』(包括医疗)只是为自己搭了一座『监狱』而已。这也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质询『精神分析』的因由所在。

　　毋须讳言，『欲』的解放关涉人的解放，或『人心』的解放。当然，解放不是为『欲』的自然功能赋予一个正当的基础，更非意在回到原子化的、虚无的生存之状。『欲』的解放真正关涉的是对『人』及『人心』本身的认知。『欲』不可理解，也不可阐释，但『人心』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阐释的。因此，『欲』的实验不仅是为了解放『欲』，更重要的是经此而达到对『人心』的体认。

　　当代艺术给予『欲』的实验一种可能，也为重新体认『人』与『人心』搭设了一个开放的场域。在这里，凝视或观看显然承担了类似『精神考掘(或精神分析)』的功能。不同在于，精神分析的出发点是病理学，而作为凝视或观看的当代艺术则意在将『精神考掘』从病理学(或医疗)的维度及其限制中抽离出来。这一抽离重构了凝视及凝视的政治。因此，抽离背后的主体性让渡不是为了将主体弥散开来，而是为了重建主体及其内心，亦即如何从物理之『欲』回到主体之『心』。

　　当然，艺术或观看、凝视就是『欲』之生成的一部分。凝视或观看如何重新介入『欲』之核心，不是为了瓦解或贱斥『欲』，而是为了重新认肯『欲』本身的正当性，并赋予『欲』以开放空间或自然之道。而且，凝视之『欲』的实验是一种观看机制的生产，也是一种新的话语政治的生成。而凝视与精神分析的对应、错位与紧张关系则告诉我们『欲』本身内在的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凝视之『欲』与精神分析之『欲』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精神分析，凝视或观看都不是医疗，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医疗的功能。而这也体现了当代艺术它所具有的介入性、延异性及建构性。反过来，这一实验也是为了探讨当代艺术如何以其自身之力溢出边界。可见，这看似对艺术家的创作会形成障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赋予艺术家以极为开阔的实验空间。

　　(本文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责编 陈瑶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