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ving craftsmen of of Taizhou, represented by Fang Jie, always carved based on the embroidered portrait created by the commercial painter. Thus, their production had a rich living interesting of common people and realistic spirits. Besides Fang Jie, there are other two famous carving craftsmen: Chen Yuan and Wang Xun. Both of them followed the art style of Fang Jie.

　　明代以来，江南的竹刻大抵不出嘉定、金陵二家，其盛行的区域未出吴地。及至清代雍乾以降，自新昌人潘西凤一出，浙中竹人始日渐增多。发展到道光朝以后，浙江地区的竹刻在艺术上不仅超越了传统竹刻重镇嘉定，也让新兴的吴中竹人群体相形见绌，成为清代后期文人竹刻的代表。特别是黄岩竹人方絜的出现，将浙地的竹刻创作推进到专业化的程度，并开创了全新的样式，成为浙派竹刻当然的代表者。与杭、嘉、湖、越等地的竹刻多取金石拓本与文人书画为二度创作的对象不同，以方絜为首的台州竹人，始终以民间画工创作的“绣像”为粉本，从而使作品带有浓郁的民间趣味和写实精神，在名家林立的江南竹刻艺术世界中独树一帜。

　　清代台州地方的竹人，除方絜外，还有陈源、王勋二家，皆踵武方氏竹刻艺风。方絜已享盛誉，王勋也有一定知名度，陈源则人多不晓。今检点所知三家之作，略加叙述，并考察其生平年里，以彰见台州地方竹人的成就。

　　方

　　嘉定以外地区的竹人多不擅长人物题材的竹刻，即偶有雕刻，也是传移摹写他人稿本，不能自运。惟独嘉庆、道光年间的台州竹人方絜，不仅精刻人物，还“能于竹秘阁上刻人小影，须眉毕现”，有着很强的肖像写实雕刻功力。以至有论者谓其可与历史上的名工，如张(鸣岐)铜、沈(鹭雍)锡、朱(碧山)银、陆(子冈)玉之目，称为“方竹”(见《白岳庵诗话》)。谙熟当时诸派竹刻的张廷济题其作品拓本云：“竹人自昔城传，只恐输君更擅场”，评价不可谓不高。此诗为张廷济“题方治庵竹刻拓本”一诗之尾联。全诗为：“橐笔山乡又水乡，相逢时又阅星霜。金刀屈处神具有，玉版参成字亦香。头白蹉跎年七十，汗青惭愧貌寻常。竹人自昔疁城传，只恐输君更擅场。”诗前小序云：“治庵先生出举业余间，为友人写真于竹，手自镌刻，惟妙惟肖，艺林中独擅之品也。三年前，过访敝居，为余貌于筠简，感清惠不浅。兹知在禾郡度岁，赋此以寄。道光十九年己亥正月廿四日，时年七十有二。”此诗张氏《桂馨堂集》未收，近人秦康祥据竹刻拓本原本抄出，录入《竹刻丛谈》。道光二十年所修《嘉兴府志》已为方絜专列条目，说他的竹刻“见者叹赏，以为必传之技” 。

　　方絜，字矩平，号治庵，又号石梦生。另见浙江省博物馆藏太白醉酒臂搁上“方絜”款后有“肖生”、“羽山”二小印。刻竹风格承传方絜的陈源，曾在作品的题款中云：“摹方啸生刻法于赤城柳桥吟屋”，“啸”、“肖”音近。古时文人多取别号，又爱以读音近似之字替换变化而出，或者“肖生”、“啸生”为方氏早年在台州曾用之号。方絜之名，今亦有简化为“洁”者，这是不正确的。按《礼记·大学》云：“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可见方氏以“絜”为名，以“矩平”为字，名、字正相协和，显然不能用“清洁”的“洁”字。

　　方絜的里籍，《墨林今话续编》、道光《嘉兴府志》均作黄岩人，张廷济称为“黄岩方絜”，陈莲汀称为台郡方君，其壬午年制严光像臂搁亦署“黄岩方絜”，应为台州府黄岩人无疑义。方絜初事科举，但未能取得功名，不得不出外鬻艺谋生。方絜游食苏浙等地，在去世前数年方流寓嘉定。其逝后由友人出资理丧，归榇故里，张廷济哀挽：“老母龙钟，寡妻呜咽，文人命苦，曾无过于此者。”《黄岩县志》载方絜“年三十九而卒”，今多将其卒年系于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然据方治庵竹刻拓本中陈莲汀题咏可知，在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的八月，陈氏将失而复得的竹刻拓本归还方絜，“其欢喜无量为何如也”。证明至迟在1839年10月间(即汉历己亥八月)，方絜尚在人世，故其卒年应系于1839年。

　　方絜竹刻多有纪年，就笔者所知，有壬午(道光二年，1822年)、乙酉(道光五年，1825年)、丙戌(道光六年，1826年)、戊子(道光八年、1828年)、庚寅(道光十年，1830年)、甲午(道光十四年，1834年)、丙申(道光十六年，1836年)、戊戌(道光十八年，1838年)、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年)等年。方絜自20岁左右即奏刀向竹，只至身殁，未尝稍懈。道光二年方絜所雕渔翁图臂搁，已经采用了陷地浅浮雕技法，显示出独到的创造力。而其最受赞誉的人物肖像之作，均为逝前数年的作品。

　　方絜一生虽然十分短暂，却因勤于艺事，留下不少传世之作。对其作品的存世数量，目前还没有条件作精确的估算，大约不下于二三十件。器形以臂搁为多见，亦有扇骨、笔筒、笔屏等。作品题材以人物为主，偶见山水，如为张廷济刻制的清仪阁图，即为山水题材。从雕刻技法来看，方絜的作品有三种样式：陷地浅浮雕、单纯阴刻、阴刻与陷地浅浮雕结合。

　　以下依样式的不同和创作时间的顺序，将所知方絜的竹刻作品略加叙述。

　　1.陷地浅浮雕之作

　　陷地浅浮雕系以雕刻材料的表面作地子，轮廓线以内的浅浮雕物像陷入地子之下，低于表面，而轮廓线深刻直下。这是一种特殊的浮雕样式，其正式的名称应为凹浮雕。竹刻中的“陷地深刻”，也是一种凹浮雕，但并不重在突出轮廓线，而是追求深入地子的层次。陷地浅浮雕则不同，其特别突出轮廓线的清晰感，而在轮廓线之内，物像则以平缓的凹凸变化与平滑的地子形成柔和的对比。美术史上最早的成熟的凹浮雕，出现在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或前2133至前1786年)，也是表现人物主题。在中国，凹浮雕并不多见。故此，王世襄在将方絜这种独特的雕刻样式命名为“陷地浅刻”时，称“此种刻法，在方絜之前，尚未见到通体花纹刀法如此一致”，正是博雅君子之真知灼见。

　　方絜当然不可能受启发于万里之外的异域美术，其独到的雕刻手法与其说发端于雕刻工艺，毋宁说受启发于绘画技法。我国明清时期的肖像画，特别是明末以曾鲸为首的“波臣派”产生巨大的影响后，以形成为非常成熟的表现手法。常常用层层烘染的方法表现人物面容，以体现体积和结构，同时在衣纹表现上讲求传统的骨法用笔，或纯为白描，或在白描的基础上用退晕法稍加渲染。方絜陷地浅浮雕竹刻样式的灵感来源无疑即为此种人物画程式，用陷地浅浮雕法表现人物面容，用单纯的阴刻或稍加浅雕产生层次的手法来表现衣纹。这是竹刻艺术向绘画吸取营养的又一实例。陷地浅浮雕虽然雕刻不深，却能取得丰富的视觉效果，特别适合用于厚度极薄的竹黄之上。故此技法后来成为黄岩所产翻黄器的主要刻饰手法，在晚清众多产地的翻黄工艺品中别具一格。追其原始，实出于方絜之创法。

　　严光像臂搁(图1)。长26.7、宽6厘米。臂搁面上刻严光披蓑戴笠持竿钓鱼像，上方镌行书题识：“一场春梦佩金鱼，何是随翁学钓鱼。钓得鱼来还放去，鱼知吾乐我知鱼。果园先生句。壬午孟夏作于松台之留砚山房，奉呈石缘老夫子大人训正。黄岩方絜”，印“方”、“絜”。此器为叶恭绰旧藏，收录于王世襄所著《竹刻》(以下略称《竹刻》)。

　　仙女像臂搁(图2)。长28.7、宽7.5厘米。臂搁面上刻持笙仕女，上方阴刻行书：“或谓董双成，或谓许飞琼。余爱其姗姗玉骨，月下吹笙。仙乎仙乎如有神，卿须怜我我怜卿。乙酉立秋前三日，秀岑大先生教正，矩平氏方絜”，印：“臣”、“絜”。今藏上海博物馆。

　　苏若兰像臂搁(图3)。长27.2、宽5厘米。收录于《竹刻》一书。臂搁面上雕苏若兰织锦寄夫图，右上方阴刻行书款识：“丙戌长至前三日，石梦生制于青萝书舍”，印“方”、“絜”。

　　老子像翻黄笔屏(图4)。尺寸不详。笔屏一面作老子骑牛携僮像，画面构图与物像造形与温州博物馆藏老子像笔筒全同，只是呈镜像反转而已。右上方阴刻隶书画题：“东来紫气满函关”并行书款：“矩平”，印：“絜”;一面阴刻老子小传行书五行，款书：“戊子之夏，方絜制”，印：“矩平”。此器为李锡卿旧藏，收入《嚼雪庐自玩竹刻》。这件笔屏是少见的方絜所刻翻黄器，若确系真品，足以证明黄岩地方的翻黄竹刻制作在道光年间已经开始，而非如一般认为的由同治年间陈夔典所创。惜乎不见实物，只能看到模糊不清的黑白影本，以致无从判断其真伪。

　　苏武像臂搁(图5)。长27、宽6厘米。臂搁面上刻苏武持节坐像，左上方阴刻行书题识：“朔雪满天山，飞鸿入汉阙。麒麟高阁在，何幸得生还。庚寅仲春作奉大卿仁兄清玩，冶庵弟方絜”，印：“方”、“絜”。今藏上海博物馆。

　　东坡先生笠屐图臂搁(图6)。长34.5、宽7.4厘米。臂搁面上苏轼像，阴刻篆书画题“东坡先生笠屐图”并行书款：“道光甲午春二月，为凌虚大兄先生清玩，冶庵絜”。今藏上海博物馆。

　　研青先生像臂搁(图7)。尺寸不详。臂搁面上刻一长须文士伫立于一轮圆月之下，右上方阴刻二行隶书铭：“资其真，历(砺)晚节;证前身，观诸月;葆此光明，而无改柯易叶”，并行书款识：“研青先生自题，丙申秋方絜刻”。原器未知所在，有拓片藏于西泠印社，收录于《金石之韵——西泠印社藏陈鸿寿、赵之谦、吴昌硕花卉册页及文房清玩拓片选》一书。

　　武侯像臂搁(图8)。长27.3、宽6.5厘米。臂搁面上刻诸葛亮坐像，右上方阴刻行书：“含啸沔阳春，孙曹不敢臣。若无三顾主，何地着斯人。方絜”，印：“方絜”。今藏温州博物馆。此器虽未署年款，观其刀工与款书字体，与上博藏苏武像臂搁相同，制作时间亦当在道光十年前后，二者同为方絜人物绣像式竹刻的代表之作。

　　班昭像臂搁(图9)。尺寸不详。此器为叶恭绰旧藏，收录于王世襄、翁万戈合编的BANBOO CARVING of CHINA(《中国竹刻》)一书。臂搁面上刻班昭读书像，坐上方阴刻行书三行并款识：“小峨大兄属，石梦生方絜”，印“方”、“絜”。

　　太白醉酒图臂搁(图10)。长28.8、宽5.8厘米。臂搁两端作书卷式矮足。臂搁面上刻太白醉酒图，右上方阴刻行书：“牧童归去玉山颓，曾醉长安市上回。忙煞中官寻不得，沉香亭畔牡丹开。印：“肖生”、“羽山”。背面阴刻铭文：“义亭氏文玩”。此器曾为朱家济旧藏，1956年捐赠浙江省博物馆。

　　班昭像臂搁和太白醉酒图臂搁二器的雕刻风格与上博藏仙女像臂搁类似，其制作时间应与之相去未远。

　　   2.阴刻之作

　　方絜运用传统的阴刻技法雕制的器物传世较少，显然是因为这种样式不能体现出他独到的风格，故不多作。尽管如此，从所见的几件阴刻作品来看，刀法挺劲洁净，线条的起讫行止从容不迫，顿挫转折耐人寻味，显示出方絜使刀如笔的深厚功力与清新隽永的艺术气质。

　　人物笔筒(图11)。高11、口径6.5厘米。一面刻一书生席地而坐，身形颓然，如方睡起，神情却十分专注，犹在涵泳诗书，身后有书册、文具之属;另一面上横镌阴刻隶书画题：“睡余书味在胸中”并三行行书款识：“道光戊戌闰四月，苍溪方絜刻奉柳堂先生清玩。”此器为秦彦冲旧藏，后入宁波博物馆。

　　拜竹图笔筒(图12)。高10.5、口径4.3厘米。小筒为椭圆形直筒式，下嵌红木三足底。筒身一面浅刻修竹三枝，其侧一人拱手而拜，上题：“拜竹图，治庵”;一面阴刻隶书铭：“毛中书，竹平章，主莞城，充经笥”，款：“勺园”。“勺园”是嘉兴士人冯登府的别号，其生平素好金石篆刻。此件有冯氏题字，应是方氏卒前数年客居嘉兴时的制作。今藏上海博物馆。

　　3.阴刻与陷地浅浮雕结合之作

　　这类样式的作品只在人物肌肤处加刻浮雕，其余全为阴刻。一如清代中期以来流行的一种仅在人物肌肤处皴染肤色，服饰和场景全为墨笔的人物画表现形式。

　　老子像笔筒(图13)。高13、口径8.9厘米。一面刻老子骑牛携僮像，一面阴刻行书横题：“紫气东来”并款书：“戊子夏日，作于东瓯寓舍之吉祥止止室，奉春坪大兄先生雅玩。方絜”，印：“方絜”。今藏温州博物馆。

　　墨林先生小像扇骨(图14)。高30、宽2.4厘米。一面刻文士倚桐而立，左上方款书：“墨林先生小影，方絜”;一面上方阴刻隶书“碧梧清暑图”并楷书小字：“道光丙申秋仲，墨林仁弟属，絜溪沈雷书”，下方阴刻行书：“我爱碧梧碧，写此清暑图。领取图外意，吾亦见真吾。瘦蘧录树畦句”。此器收录于《竹刻》。据记载，方氏曾为阮元、张廷济、僧达受等人刻过肖像。肖像画过去也叫行乐、行乐图或行乐子，徐时栋曾见方絜刻某行乐子臂搁，“面仅七、八分许，而浅镂深刻，须眉如生。题字数行，虽细如米黍，波磔无少改异。”墨林先生小像刻于扇骨之上，画面远较臂搁为小，人物面部仅如瓜子大，却同样能须眉毕现，神采奕奕，实在是神乎其技。

　　仕女赏梅图臂搁(图15)。长31.8、宽6.8厘米。臂搁面上刻圆窗，内一仕女持梅枝伫立书案旁。上部阴刻行书词二阙并款书：“己亥春二月莲汀手录，冶庵刻于鸳湖旅社并画”。左下角有阴文印：“□花楼主”。此器所刻虽非人物肖像，面容却十分写实。为刻画仕女风鬟雾鬓、素肌纤姿的仪容，使用了与雕刻人物小像同样的手法，即用陷地浅浮雕刻画面部，以阴刻法表现衣纹。此为所知方絜最晚年的作品，今藏上海博物馆。

　　陈源

　　陈源传世的竹刻作品虽然不少，关于其人却不见于任何文献的记载。《墨香居画识》所录苏州画家陈源，字天一，与之并非同一人。浙江省博物馆所藏一件陈源竹刻臂搁上，款署“临海陈源”，民国时期竹刻收藏家李锡卿所藏一件陈源竹刻臂搁上则署“章安陈源”。临海、章安二地均是台州地区历史上的郡县名，隋唐后章安并入临海县。可知陈源实为浙江台州府临海县人，与占籍台州府黄岩县的方絜为大同乡。不过更多的作品落“梅江陈源”款，或者其先世为金华府兰溪县梅江人，后移居临海。一如方絜虽占籍台州，却别署“苍溪方絜”一样。古人落款或以祖籍，或以地望，皆属常例。

　　陈源的竹刻作品皆为一种样式，即方絜开创的陷地浅浮雕人物。其刻制于光绪四年的一件作品，更是在题字中明确说明取法方絜。陈源作品形制以臂搁为主，也有扇骨、翻黄器等形制。题材比较单一，以人物绣像为主，尤多东坡像、米芾像等为稍通风雅者所喜闻乐见的画题。常常是一个粉本反复制作，但款识却各不相同。其造型来源，亦应出自当时通行习见的“绣像”、“画传”、“画谱”一类印本。与王勋相比，陈源的作品更显文雅，刻字水平也在其之上。从所知陈源作品上的年款来看，有戊寅(1878年，光绪四年)、己卯(1879年)、辛巳(1881年)、乙酉(1885年)、庚寅(1890年)、壬辰(1892年)、乙未(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等，其主要活动时间在光绪朝前中期，较王勋稍早。

　　人物扇骨(图16)，长32.6厘米。扇骨一面阴刻行书：“如琢如磨，可卷可舒;亦风亦雅，宜画宜书。炎凉世界，无处无之。用而行也，舍利藏诸。时乙未桂秋，录扇铭”。一面陷地浅浮雕人物，阴刻行书款：“庆臣二兄大人雅拂，梅江陈源”。今藏上海博物馆

　　富贵寿考图翻黄执扇(图17)。长39.5、宽19.5厘米。扇面上刻执笏天官，坐上方阴刻行书：“大富贵亦寿考。壬辰初夏，梅江陈源刻”，印：“源”。王勋亦有“大富贵亦寿考图”翻黄执扇传世，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画面为郭子仪像。陈源、王勋刻制的这种翻黄执扇，黄岩地方称为“掌扇”，其造型实源于古之团扇。又因其造型雅致，饰以书画，故而也称“雅扇”。“掌扇”系两片竹黄相合成扇面，镶以硬木扇柄，扇面因应力作用，微微弯曲，更觉自然可爱。今见传世数柄翻黄执扇，皆王勋所刻。这件执扇的发现，证明陈源与王勋一样，与黄岩翻黄艺人也有合作。陈源此扇刻制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早于王勋所刻翻黄诸作，实为研究黄岩翻黄竹刻艺术的一件重要器物。

　　已知其以“东坡笠屐图”为粉本的竹刻作品有四件：

　　东坡像臂搁(图18)。长34.7、宽7厘米。臂搁上方阴刻行书：“东坡居士笠屐图。乙酉荷夏拟六如本，刻奉星谷仁兄雅玩，临海陈源。”后有小印“源”。此器为张宗祥旧藏，1965年时由其家属捐赠浙江省博物馆。

　　东坡像臂搁(图19)。尺寸不详。上有题刻，录明人王鏊所作《东坡笠屐图赞》全文80余字。后之落款为：“己卯秋九，愻夫署，梅江陈源。章安陈源刻，鉴湖桐竹主人珍玩。”后有“梅江”印章款。此器为李锡卿旧藏，收入《嚼雪庐自玩竹刻》。

　　东坡像臂搁。长32厘米。臂搁上方阴刻行书：“苏文忠公东坡笠屐图。戊寅春仲，抚方啸生刻法于赤城柳桥吟屋，夫属，梅江陈源。”下有“梅江”印章款。此器曾为北京嘉德2000年秋拍1403号拍品。

　　东坡像臂搁(图20)。秦彦冲旧藏，今在宁波博物馆。长29.5、宽7厘米。画面刻于臂搁内面竹黄层上。上有阴刻行书款识：“苏文忠公东坡笠屐小像，陔谱五弟雅玩，兄源刻。”

　　已知其以“米芾玩砚图”为粉本的竹刻作品有两件：

　　米芾像臂搁(图21)。浙江省博物馆藏。长30、宽5.8厘米。臂搁面上刻米芾玩砚图，右上方阴刻行书：“襄阳砚癖。时庚寅初夏，应竹生仁兄大人雅属，陈源刻。”

　　米芾像臂搁(图22)。上海博物馆藏。长31.4、宽7厘米。臂搁面上刻米芾玩砚图，右上方阴刻行书“米老有砚癖，日日手抚之。爱此深秀质，中藏千载诗。紫远仁兄大人雅玩，陈源刻”，印：“源”。

　　此外，尚知有太白醉酒、东方朔等题材的制作。

　　陈源的竹刻作品题材与纹饰重复虽多，但画面气息不失儒雅，字体清俊，刀法简净，仍具文人竹刻的面貌。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陈源是否出自书香门第，或者耕读传家，甚或如方絜那样亦曾致力于科举。也不知道其是否能诗文，通书画。就作品本身的面貌来看，陈源当不失为一位有着一定文化和艺术修养的竹人。在开创陷地浅浮雕竹刻样式的方絜和晚清黄岩翻黄竹刻兴盛时期之间，陈源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王勋

　　王勋为近代竹黄雕刻的名手，传世作品以执扇、臂搁为多见，也有笔筒、帖匣、都盛盘等文具。据罗启松《黄岩翻簧简史》所述，王勋曾与郑松泉之父郑老板合作，为其开设的郑益昌翻簧店雕刻竹黄器。郑老板原为师竹馆制坯工，师竹馆为陈夔典(1859-1941年)所设翻簧店，开设时间据云在光绪九年(1883年)。郑益昌号的开设当晚于师竹馆，应在光绪朝中后期。王勋所刻翻黄作品的年款，均在光绪朝中后期，可能就是与郑家合作时的制品。王勋的作品不尽为竹黄雕刻，也有传统的竹肉雕刻，二类制作所用技法皆为陷地浅浮雕，与方絜、陈源的作风一脉相承，是台州地方文人竹刻的典型。

　　王勋作品的署款，见有“竹铭王勋”、“竹民王勋”、“王竹民”、“王竹民”等式。古时铭功纪勋，必于竹帛，故有“勋铭竹帛”的成语，可知“竹铭”为王勋的表字。王勋后期的作品，几乎全用“竹民”，这是用与表字谐音的字作为别名或别号，以彰现其竹人的身份。王勋的里贯并无明文记载，一般认为是台州地方人氏。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王勋竹黄刻人物题诗方笔筒，款署“苍溪王竹民”，未知其果为安徽歙县人否。或者不过是攀附方絜的里籍，以表竹刻法脉的正宗，亦未可知。

　　王勋的竹刻，面对不同的使用对象，在纹饰粉本的选择上大有差异。所刻既有诗画相兼，表现高人逸士，文人竹刻风范十足的臂搁、笔筒等文房用具，也有满足市场需要，以富贵寿考、历史故事为题的实用、陈设之器。

　　苏洵像臂搁(图23)。上海博物馆藏。长36.3、宽8.2厘米。臂搁上刻苏洵像，作拄杖老者形。上方阴刻草书：“苏文公少不知学，壮不知书，父纵而毋问。或问其故，父笑而不答。公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发奋为学，举进士。壬辰夏冬月，王竹铭刊。”印：“竹铭”、“王勋”。此作粉本出自《晚笑堂画传》，文字亦自《画传》中节出。壬辰为光绪十八年(1892年)。此器是王勋作品中纪年较早的，与前揭陈源富贵寿考图翻黄执扇制于同一年。两相比较，王勋此时的雕刻功力尚欠圆熟，刻字亦未形成自己的风格。

　　刘阮入天台臂搁(图24)。上海博物馆藏。长35.4、宽8厘米。臂搁上刻二男子，一幅巾持扇，一肩荷药锄，相顾而行。上方阴刻行书：“刘晨、阮肇好道，入天台采药。遇仙子，留十日而还，至家已七世矣。霖荪仁兄大人珍玩，竹铭王勋刻。”此器无年款，所用陷地浅浮雕法技艺已十分纯熟，其刻制时间应晚于前作。

　　铁拐仙图臂搁(图25)。叶义旧藏，今存香港艺术馆。长30.5、宽8厘米。臂搁面上刻铁拐李背葫芦图，上方阴刻行书：“背得葫芦，沽饮醉归来。庚戌五月九日，王勋”。王勋的作品大多为陷地浅浮雕，只有这件臂搁似为单纯阴刻，功力老到，殊为难得。庚戌为宣统二年(1910年)，是目前所知王勋竹刻年代最晚的一件。叶义《中国竹刻艺术》一书中，将此器制作时间系于“1790或1850年”，均嫌太早。

　　班婕妤像臂搁。尺寸不详。臂搁面上刻仕女手执团扇，题刻：“汉班婕妤，扶风人，敦礼娴雅，曾作《团扇吟》传于诗什间，奇女也。己亥冬月竹民王勋刊。”己亥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此器为香港文人董桥藏品，见于其散文所记。

　　人物图题诗四方贴黄笔筒(图26)。故宫博物院藏。筒身一面刻渔父，相对一面刻文士，其余两面均阴刻题铭。一面楷书：“苍颉创业，翰墨作用，书契兴焉。夫制作，上圣立宪者，莫先于笔。详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烁乎焕乎，不可尚矣。庚子四月，苍溪王竹民刊”，印“王勋”。一面行书：“雕镌精巧，似辽东之仙物;图写奇丽，笑蜀郡之儒生。和卿题”。庚子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此器造型雅致，且书画相兼，雕刻精妙，为王勋盛期之作。

　　谢安像臂搁(图27)。吴景洲旧藏，1955年捐赠故宫博物院。长29、宽7.6厘米。红木镶边。臂搁面上刻东晋名臣谢安像，上方行书阴刻像传五行并款识：“癸卯立夏节，黄岩柯枚作”，印：“王勋制印”。癸卯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柯枚是黄岩名士，编纂有《黄岩柯氏宗谱》(1920年刊行)。此臂搁系柯绘王刻之作，十分少见。

　　长生殿图帖匣(图28)。长25.7、宽14.1、高5.6厘米。私人收藏。帖匣面上刻唐明皇、杨贵妃长生殿夜祷图，右上方阴刻行书：“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甲辰小春上浣，竹铭王勋刊”。甲辰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人物浮雕极浅而润，线条细劲有神，在所见王勋的作品中，此帖匣最称精美。

　　以上三件翻黄竹器包镶精美，镌刻尤佳，显然是大户人家所定制之品。下列三件翻黄执扇，形制大同小异，作工相同，应为一家作坊所出。这些王勋刻制的翻黄竹器，很可能都是郑益昌号的制品。前揭陈源所刻翻黄执扇，形制、作工亦与之相同，设非郑益昌号，亦当为陈夔典师竹馆所出。

　　麻姑进酌图翻黄执扇(图29)。上海博物馆藏。长39.6、宽19.6厘米。扇面刻麻姑、仙鹿，十分精细，题识文字为阴刻行书：“麻姑进酌。丁酉岁临夏月中浣，竹民王勋刊”，并“竹民”、“王勋”二小印。丁酉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裘马图翻黄执扇(图30)。私人藏品。长39.9、宽19.8厘米。扇面刻骑马人物，上方阴刻行书横题：“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时。甲辰春，王勋”。甲辰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

　　种葵图翻黄执扇(图31)。私人藏品。长40、宽19.3厘米。扇面上刻诗人立于篱笆边，观看童子浇灌蜀葵，园中竹石清雅。左上方阴刻行书：“青青园中葵，朝露带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戊申重九节，竹民王勋刊。俞树制赠。”戊申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据王廷鼎《杖扇新录》“玉版扇”条云：“浙之括苍山多巨竹，有围至二尺外者。碧湖之民能截而剖之，取其里阔五六寸、长尺许，熨之使平，其形上宽下稍杀，用红木，或明角、玳瑁，雕刻为柄，装以为扇，两面可镌书画。徐花农太史曾购置之，以奉曲园师。师爱其形制新巧，色白润如玉，因题为‘玉版扇’。”即指此种翻黄执扇。此扇一经名家题名，“自是士林中争购此扇，一扇几值二、三金”。只是依王廷鼎所记，此扇为丽水碧湖人发明，与黄岩文献中记为陈夔典创于光绪九年并不相同。或者两地皆有制作。惟孰者在先，不易查考。不过传世翻黄执扇之最著名者，无疑是台州竹人王勋的作品，且执扇至今仍是黄岩翻黄工艺的重要品种，至少可以说翻黄执扇是在黄岩竹工手中发扬光大的。

　　结语

　　从方絜开始就选取版画绣像作为竹刻粉本，这一创作模式始终是台州地方竹刻的一个特点。竹刻作为二度创作艺术的一种，此法本无可厚非。然而若非制作者本人有着相当的审美能力与文化素养，在粉本的选择上是难称雅正的，更谈不上裁减运化。这也是在方絜之后，黄岩竹人难以在艺术上有所超越，甚至每下愈况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陷地浅浮雕法在翻黄器上的应用，初见于方絜，成熟于陈源，光大于王勋。方絜之法初非为雕镌竹黄而设，其浅细中见丰富的艺术效果，却恰与竹黄这种细薄而坚润的材质相辅相成。与此后黄岩竹人主攻只在翻黄雕刻不同，方絜、陈源、王勋三家皆善于竹肉雕刻，作品富有文人气息。可惜的是，自方絜以来的，只至王勋尤保而未失的这种文人气息，在此后的黄岩翻黄竹刻中丧失殆尽。自道光朝开始崛起于东南一隅的黄岩陷地浅浮雕竹刻，未能在民国时期竹刻艺术化大潮中有所发扬，实在是令人遗憾。今罗列资料，次为小文，以期引起竹刻界对黄岩竹刻传统的重视。因三家不尽为黄岩人氏，故以台州概括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