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绘画皆循古法，古法是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余受益匪浅。

　　以形神论，人物为先，余训练有素，且教学相长，写实能力足备。“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人物主客，皆循此法。“神”乃人物画之精要，神韵具足、品格高照，余从汉画、北魏石刻、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陈洪绶及任渭长之人物画中得其感悟，形为神而存，人物之形重整体之结构，五官、手足、衣纹、动态皆与神韵密切关联。

　　以形写神离不开以线造型，古有“十八描”之说，余以为有一“铁线”足矣，其他之法皆其衍生。中国画以线为主，无线无以成形，难以为画，行线有气韵之说，气韵之线与书法相关，余自幼好书，尤以行书见长，书有结字章法之说，其气韵节奏、虚实布白、笔墨情调与画理相通，于是余用之于画，线条灵动，错落随性，中锋侧锋皆用，运笔有行草“急就”之节奏，结构严谨，牵丝引带，形神皆具，气韵畅矣。

　　以线造型，颇有讲究，余以为行线从整体着手，切忌线条勾勒漂亮而失人物之精要，古板之线亦不可取，和谐为美，和谐为上，以形为主，神到即止，无须拘泥于线条的抑扬顿挫，线为神而备之，人物动态不宜夸张，以静为主，静中孕动，张扬之形不够含蓄，有鲁莽轻浮之嫌，宁静而能致远，无为而无所不为，一切溢于言表之神态皆不沉稳大度，故余之山水人物皆不作过细之刻画，留点想象与人，话不尽言，余音绕梁，余之行线一气呵成，从不迟疑，虚实浓淡，随性而发。物象亦无固定之格式，胸无成竹，即兴勾勒，人物行坐仰卧皆成于笔端，草木点染，山石铺就，左右皴擦，泼写收拾皆求画之品境，余善画儒生、高士、樵夫、醉客。善写人物，其他何难，人物讲形神，花卉草木皆同也。

　　隐士仙客，山石林木，小桥流水，在余之笔下皆物化为一，彼此关照，互具神情，将人物舍去，小草亦能放浪摇曳，草木言情，流水泄情，画中物象皆叙述人与自然之情结，念天地之悠悠，心地宽厚，超然象外，无限而广大矣。

　　笔墨乃中国画之主要艺术形态，离开笔墨无以论画。笔法墨法互为依存，笔法强调 “骨力”与结构，墨法讲究“五色”与墨韵。

　　余之绘画勾勒行笔着重于物象之结构，无论人物、树木，勾勒皴擦皆具个性之风格，其实亦为个人习惯之手法，久之笔墨便成一定之形态。余之画讲气韵、重节奏、求整体，三者相联，大有飘逸灵动之气息。

　　中国画自宋以后，一直在五色墨韵中演变，墨象之色蕴含中国人之道学与禅宗之精神，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道家静无，墨象可致，禅家推崇“墨戏”以观生命之本，墨有禅缘，能表静默，禅者修养身心，以墨象表示精神所在。道学与禅学一直贯穿于中国绘画之中。宣纸最宜表现水墨，最宜渲泄墨色之变化，破墨、积墨、焦墨，华润多变，墨象万千。精研笔墨，重笔墨之功夫乃中国画家必备之条件，黄宾虹云：“章法屡变，笔墨不移”，故余之画作一直以“天人合一”及禅境为主追求，以清新、潇洒之墨法为画作主要表现之形式。

　　笔墨乃中国写意画之精髓，余之所愿将笔墨发挥更淋漓尽致，豪放泼墨吾之个性，余喜梁楷、石恪、徐渭、石谿、黄宾虹之笔墨，欲借其笔墨养余之画矣，继承弘扬传统笔墨也是吾辈之责任。

　　余以为画者当胸有笔墨，方能落笔生花，行笔须骨法，任性而随意，中锋、侧锋、逆锋，锋锋见笔，笔笔酣畅。

　　笔讲笔法，墨重墨韵，枯湿浓淡干，五墨造境，或皴或擦，信笔点染，温润华滋，清韵飘逸。

　　经营画面须奇想臆造，率真通脱，破习惯之布局，造惊险之境象，得非常之意蕴。虚静处，空灵布白，墨韵高照，浑穆时，一线流水，悄然跳跃，不以单一构图而雷同，留四方山色于画中，写山真骨，留古今名士于玉帛，道骨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