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时代美术馆刚刚闭幕的“一个(非)美术馆”展览的题目出自依莲娜-菲利浦维奇为她所策划的展览《马塞尔·杜尚：一个并非艺术品的作品》(08~09)所写的文章标题。由于马塞尔-杜尚于1913年的一句发问——“非艺术的创作是否可能?(Can one make works that art not‘of art’?)”，依莲娜-菲利浦维奇参照式的写到“非美术馆的美术馆是否可能?”，这句话的转译可以是，美术馆在当代可以是什么摸样?

　　受菲利浦维奇的启示，美术馆概念危机与广东时代美术馆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非)美术馆”的讨论基点。策展人蔡影茜在陈述中表示，这将是一场关于所有“不像美术馆的美术馆”或“不可能成为美术馆的美术馆”的表演。策展人把展览的内容以“表演”二字来概括，即对“美术馆”不作以学术上的梳理与讨论，这让人觉得展览类似一场大型的公教活动。策展人希望通过“一场表演” 能够有所发现、期遇“新的前沿”。值得思考的是，在当今全球美术馆的普遍缺失典范时期，一场带有实验性的“表演”是否是一个美术馆该做的事情?它对美术馆的概念危机有何意义?

　　大约在1970年左右开始，关于博物馆定义的争议就一直存在。与其说是对美术馆定义的争议，还不如说是对美术馆内部结构深层变革的争议。

　　首先，我们应该认同，美术馆是一个演化中的概念，它随着时代的变迁随之出现新的类别或调整。从最早希腊出现“Musaeum”一词，用指图书馆开始，一直到17、18世纪博物馆概念相对更为成熟的奇珍异宝陈列馆的形态，再到后来随着学院中研究与学科的演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馆(museum of modern art)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产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的“美术馆”是作为博物馆底下的一支。而汉语的用法是美术馆几乎等同于艺术博物馆。

　　西方学者维拉-佐伯(Vera Zolberg)对美术馆的发展从权利的转移方面将其归纳区分为三个重要阶段：有钱的艺术爱好者主导的专业前时代;主导权回归专业的研究员时代;管理人取代研究人员的管理人时代。佐伯对美术馆发展的时代划分正切合于孔恩(Thomas S. Kuhn)对美术馆历史典范的划分：美术馆-类神庙;美术馆-类学院;美术馆-类企业。出于第二典范中束手无策的财政问题，美术馆进入了管理人时代——美术馆企业化、资产化。把美术馆企业发挥的淋漓尽致的范例应属古根汉姆美术馆——其结合商业模式所创造的跨国连锁美术馆系统与出租展览。西方美术馆所遭遇困惑也正是来源于对财政问题的解决，在第二波典范中明确定义的“非盈利”精神很显然与第三波的美术馆企业的根本精神冲突。学者们对美术馆内部思维与结构改变的讨论不一，至今未有定论。

　　美术馆的危机处境根据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但都在以上所提到的美术馆发展、演变的历史之中，差异性不大。在西方美术馆进入管理人时代之际，台湾才正式加入美术馆时代，而国内还晚于台湾数年。西方美术馆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新旧典范与权力交替、传统的坚守与各种底线的扩张的是否有平衡点?应该推崇谁?如此发展下去是否有底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术馆的变革之路中，美术馆是否可以摒弃经典职能之典藏、研究的质疑与讨论很少有人提及——是否意味着经典职能在美术馆演化中并未受到质疑?——经典职能不可或缺?不管怎样，美术馆功能与文化意识的缺失问题在国内大多数美术馆中犹如“可忽视的现实”，从建馆之初就不设置典藏与研究部门，已经毫无典范意识可言。这其中便包括“一个(非)美术馆”展览的主办方广东时代美术馆。那么，已经运营一年多的广东时代美术馆是否能称之为“美术馆”呢?这样发问是因为不论在政府管理局，还是在国内民众的经验上来说，广东时代美术馆已经是一座民办“美术馆”。这个问题务必要在国内美术馆演化历程中寻找答案。

　　1936年，第一所国家级美术馆“国立美术陈列馆”(现江苏美术馆)建成，在它成立当年，南京被日军占领，国立美术陈列馆便不得不中止一切美术活动。接着再出现国家级的美术馆，便是1959年建成的中国美术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兴起了一波公立美术馆建立热潮。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了民营美术馆建设试验期。直到近些年美术馆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民大生产现状。

　　在国内美术馆的发展历程中，业界内基本有一个共识——没有美术馆文化，而只有美术馆。生活在断层式美术馆文化下的民众自然对美术馆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我们是否还要认同民众的经验化、幻化的美术馆定义想象呢?毫无疑问，美术馆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撇除其发展历史谈美术馆的可能性，很明显是不专业的。但十分无奈的是，如今处于某种完善与发展层面上的无答案的“危机”发问之中的新典范美术馆的讨论与国内民众对美术馆文化认识缺失，在某种层面上讲可谓基本处于同一线上——在全球化时代，西方与中国都在寻找一个未知的新典范美术馆的标准。国内美术馆的发展受文化结构影响，出现了现今常见的职能缺失的“类美术馆”与“实验美术馆”。由时代地产于2003年出资创办，于2010年10月建设完成并注册和投入使用的广东时代美术馆属于以上类别。由此，参照全球美术馆发展历史中的典范来看，广东时代美术馆确实不能成为美术馆典范中的美术馆，即非典范美术馆，但似乎这并不能证明广东时代美术馆不是美术馆。

　　在这里我们回到依莲娜-菲利浦维奇的“非美术馆的美术馆是否可能?”发问。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到目前为止，依莲娜-菲利浦维奇的发问至少在亚洲国家已有十分肯定的回答。支持这一回答的有利数据来自国家文物局刚刚刊发的《2010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报告中显示“全国年检合格的博物馆共有3252个。其中，文物行政部门所属的国有博物馆2330个，非文物行政部门所属的行业性国有博物馆489个，民办博物馆433个。”此种数据在日本、台湾等地也有同样的体现。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国家真有如此之多的合格美术馆，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现状将是何种的盛世?但众所周知，美术馆发展现状与报告中所呈现的结果相差甚远。但是这个现状并不妨碍作为非典范美术馆也可以成为美术馆的事实，即非美术馆的美术馆是能够成立的。

　　以上，是因“一个(非)美术馆”展览而引起的一些思考。具有实验性与表演性的“一个(非)美术馆”是时代美术馆以展览实践的方式对自身定位的正面思考，其稍带娱乐化的背后有着我们追问不尽的遭遇与奇遇。在这个似乎难以界定“美术馆”的大时代，或许我们唯能做的就是多一些坚守、多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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