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are many seals with ware, people, animal and plants shapes left, which reflected scholars and common people’s culture. The paper defines these seals at the first time and discusses their origin, development and turn.

　　《珍秦斋藏印·汉晋唐宋元篇》收录有南宋瓷印两方，印面主体为古鼎形式，鼎身内嵌印文，分别为“拾芳”(图1)、“雪艇”(图2)，风格十分接近。两印皆为橛纽，印面图文部分字口深峻，应该是在素坯上施刀刻就后烧制，印章除印面外皆施青白釉，具有南宋景德镇窑系特征。“拾芳”、“雪艇”文辞雅致，当为南宋时期文人所用印章。“雪艇”二字在宋人诗文集中常见，如北宋曾巩《南源庄》“竹林扫月散葛，雪艇搜溪出鲂”(《元丰类稿》)。南宋汪莘《寿何尚书》有“雪艇风帆去玉京，故家猿鹤想欢迎”，《满江红.不敢赋梅赋感梅》有“泛雪艇，摇冰枻。溪馆静，烟扉闭(俱见《方壶存稿》)”。虽然此类宋代物形印章以民间实用型印章或文人用闲章为主，但也有鼎形内刊刻人名字之例，如“允□主人”鼎形印(图3)，故宫博物院藏有元代“河东柳氏”鼎形印(图4)，南宋刘叔刚刊刻书籍中有“叔刚”、“桂轩”之鼎形牌记。故“雪艇”二字也不能排除为文人雅士字号之可能性。

　　此类宋元时大量流行的印章形式，学术界尚无统一称谓，也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这种以具体物形为印面主体，物形内部加刻文字的印章统一界定为“物形印章”(物形印)。藉以将其与单纯的肖形印和带有文字的肖形印区分开。这里所指的“物形”包括器物形、人物形、动物形、植物形。较早关注这种印章形式的是温廷宽先生，他把这类印章称为“花印”，并将之与“押印”区别开来①。其后萧高洪先生将此类印章定为“图案印”，然名称与传统的肖形印极易混淆②。孙慰祖先生在《唐宋元私印押记初论》中有论：“随着使用、制作的普及和印记用途向各个方面的展延，宋元私印的印形也渐多变化。…以各种物形作为外、内装饰和美化的印式大量出现。③”前述“拾芳”、“雪艇”两印，正是物形印章中古器物形的代表。这种古器物形式是宋元时期开始流行的特有印章形式，与当时考古发现、金石研究和复古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本文的考察重点。

　　关于物形印章的起源，笔者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了极简单的物形印章，如故宫博物院藏心形“悲”(图5，《古玺汇编》5451)、上海博物馆藏觹形“大吉”(图6，《古玺汇编》5577)等，但更接近于异形玺印。汉印中也有带文字的双龙形、四灵形印章，但图像往往比较抽象，物形并非印面之主体(图7、8)。比较特殊的有“弁弘之印”一类，文字附刻于龟背，在泥封上钤盖后凸显出的为龟形，因为汉代印章施于泥上而非纸上，这类印章所呈现出的恰好是以物形为主体的立体图案(图9)，这或许可视为物形印章的萌蘖。

　　从考古发现和现存的传世印章和印记考察，笔者认为宋代开始出现了明确具体的器物形式印章，这类印章的使用由内府逐渐向士大夫阶层波及，并逐渐在整个文人阶层中流行开来，又渐渐广泛应用到民间。这些具体物形的演变经历了由雅到俗的过程。最初的常用物形是葫芦形，葫芦历来有子孙万千、福禄等吉祥寓意，又常为文人案头玩物，如宋徽宗所用“大观”(1107年—1110年)(图10)、“御书”(图11)、宋高宗赵构(1127—1162年)“真阁”(图12)。史弥远(1164—1233年)的“绍勋”、贾似道(1213—1275年)的“悦生”，都是其中的典型。其后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钟鼎彝器出土渐多，反映在印章中的物形也逐渐复杂，钟形、鼎形及其它古器物形印章和印记逐渐在文人阶层流行开(图13、14)。1983年6月，四川江油县发现一处被宋代文物窖藏，内有182件宋代文物，不少与文房器物有关，其中发现五枚铜印，之一就是“天迎云”的白文鼎形铜印(图15，长2.8、宽1.9、厚0.9厘米)。④窖藏内同时发现有“大观通宝”、“崇宁通宝”铜钱，由此可以确定下限应该在北宋晚期宋徽宗时代。

　　鼎形图记在宋代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鼎在中国古代，象征着身份、地位与权力。传说夏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象物，以为重器。到宋代，随着出土发现日益增多，从朝廷内府到士大夫阶层，开始形成收藏、著录和研究铜器的高潮。清代阮元说：“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儒臣有能辨之者，世惊为奇。……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⑤”宋代前期金石收藏、著录、研究兴起，以吕大临《考古图》(1092年)为代表，此书融合图像、铭文、考释为一编，是当时金石研究集大成者，对后来的著录和研究影响深远，并由此开创了徽宗仿古的高潮。

　　徽宗朝(1101—1125年)开始，朝廷大量仿作青铜器，著名者如大晟钟、政和礼器及宣和礼器。政和、宣和年间的郊庙祭器，不仅器形仿真器，做工考究，连铭文也是摹仿出土古器。这一时期的仿古和复古风尚，以徽宗重修于宣和五年(1123年)的《博古图》为代表⑥。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上行下效，很自然地引起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古器物收藏和研究的兴趣。朱剑心先生统计，“赵宋以后，古器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家亦往往多有，吕大临《考古图》录收藏之家凡四十处，《续考古图》列三十处，除重复五处，政府及寺院五处外，私人收藏计六十家。”⑦由此可见当时民间收藏古器物已经蔚然成风。从南宋以后，宋代器作的仿古，同时体现在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等诸多方面，成为一种波及很广的时代风尚。正是受这种复古思潮的影响，以及朝野编撰的各种摹古图谱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以古器物图案为外形的印章在南宋士大夫阶层中广泛流行，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公麟(传)《免胄图》摹本即钤有此种典型的鼎形印记。这些古器物形式图案的流行，至少同时在两种媒介中传播开，一种是印章，一种是雕版印刷。

　　印章一类所用物形，在南宋时期多为迎合文人喜好的古器物、琴瑟、葫芦等形，其后逐渐世俗化，出现了官服人物形、琵琶形、银锭形、剑形、动物形、植物形等，附属其上的文字多以吉语为主。最初在南宋时为士大夫阶层所钟爱的钟鼎彝器形印章，后来也逐渐民间化，如鼎形印章也为商贾店铺所用，取其“一言九鼎”的示信之意，如《大风堂古印举》中收录“付兑迄”鼎形铜印(图16)，应当是经济贸易活动中所用，而非文人用印。元代以降，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民间押印与吉语印广泛使用，所采取的物形也日益广泛(图17、18)。赵孟(1254—1322年)《印史序》有一段记载：“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⑧”无疑揭示出，在当时的文人阶层所用的印章中，已经普遍使用“鼎彝壶爵”之类的物形，初取其“新奇”，后成为“流俗”。赵孟虽身经宋元两朝，但主要活动于元代，由此可见元代士大夫阶层用印的特征。从事物流行的过程规律来推证之，这类古器物形的印章在文人阶层中兴起之初，应该正是南宋。到了元代，花押印的流行更将物形印章(押记)推上顶峰，成为当时民间用印的主流(图19)。这类物形印章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内，在相当于中国元朝、明朝时期的日本镰仓(1185—1333年)末期、室町(1338—1573年)时代和江户(1603—1867年)早期，日本画家所用的印章对中国宋元押记也有着狂热的迷恋和追仿。土佐派、汉画派、狩野派、光琳派等日本绘画流派所用的印章都流行使用鼎、壶、葫芦、方胜等器物形印记(图20)⑨。

　　另一方面，宋代的雕版印刷发展到全盛时期。叶德辉《书林清话·宋刻书之牌记》中说：“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牌记又称墨围，以其有墨围绕而得名，又称碑牌、墨记、书牌子、木记、木牌等。其内容用来记录刊印者姓名、堂号、开雕时间地点，乃至所用底本、书籍内容、校勘水平、版权归属等。大概相当于后世的商标或现代图书的版权页，是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最初的牌记多为刊语或题识，大多没有边框。后来大约为了美观醒目，就在文字外加刻黑色围栏。早期家塾、私宅的刻本，多为长方形、亚字形、椭圆形牌记，后来形式愈渐繁复。林申清先生认为“元代以降，牌记形式益多，……出现了钟鼎形、琴瑟形、莲龛形、幡幢形等图案形牌记，争奇斗巧，十分可观。⑩”但从宋版书实物来看，出现繁复的物形牌记至少在南宋间已经流行开，如南宋淳熙间(1174—1190年)刻书家一经堂主人刘叔刚在《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雕版上所刻牌记，已经大量使用钟、鼎、爵形牌记，也使用了具有风雅象征的古琴式牌记。这些书刻牌记，完全模拟物形印章的形式，带有强烈的装饰意味(图21、22、23)。到了元代，器物形的书刻牌记如钟、鼎、爵、碑诸式已经相当普遍，如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图24)，有的鼎形牌记已经复杂到立体图的形式，如元大德五年(1301年)王常刻《王荆文公诗笺注》(图2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宋元私人押印的普遍使用及这些押印的多用途化，使得印章中所用物形逐渐呈现出民间化、世俗化的趋向。但书籍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消费品，其牌记所用物形仍然延续着庄重、高雅的风格，而把其他民间化的物形排除在外。到了明清时期，文人篆刻极度繁荣，物形印章作为篆刻创作中的常见样式，也就一直保留下来，这在明清文人篆刻印谱及传世书画作品中多见，如明代姚绶(1423—1495年)所用“紫霞碧月翁”鼎形印(图26)，清康熙间耿嘉祚所用“湛思”鼎形印(图27)，上海博物馆所藏戴本孝(1621—1693年)为冒襄(1611—1693年)所作六面印中的“凤栖铎”。其他物形印章世俗的商业用途更为广泛，其材质多使用坚韧廉价的角、木之属，如官服人物形“宏文堂”(图28)、叶形“勤静堂”(图29)等。这些印章作为商铺记号，凭信的功能很强，因此图案也愈趋复杂精细，令人难以仿制，兼具防伪之功能。这类印章至今在民间尚有大量遗存，但已非本文所探讨的重点。

　　注释：

　　①温廷宽《肖形图案印的历史》，《中国肖形印大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萧高洪《试论隋唐宋(辽夏金)时期印章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印章历史与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55。

　　③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初论》，《可斋论印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页252。

　　④《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发掘报告中称此印为“炉形”，“拱形纽”。

　　⑤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⑥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88。

　　⑦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新一版，页20。

　　⑧ 赵孟《松雪斋集》卷六，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⑨周晓陆《押印杂谈》，《元押》，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⑩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述略》，《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刘叔刚名中正，以字行，一字桂轩，是南宋淳熙间建阳刻书家，其刻书坊名为“一经堂”，刊行有《大易粹言》、《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等。萧高洪在《宋元之际文人印章流变之考察》一文中将这些版刻牌记误为收藏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