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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美术学院最初的教学纲领来自达芬奇的艺术理念，即“首先是学习透视，随后引导学生进入比例的理论与实践，然后临摹老师的素描，画浮雕素描和写生素描，最后进入自己的艺术实践”。之后，“先临摹素描、再画石膏像、最后画真人写生”——这样的学习顺序被定型为美术学院的课程基础，并奠定了现代美术学院素描教学体系的雏形。

　　经过17世纪法国巴黎皇家绘画雕塑学院对素描教学体系的完善，以及18世纪古典文化的复兴，素描的价值、研究古代雕像的重要性得到强调，形成了“惟素描独尊”的教学体系。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素描与色彩”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官方艺术教育机构，促使其陆续开设了色彩课程。素描教学体系引起的另一项争论是关于摹仿与创造、临摹与个性的问题。19世纪，伴随学院式教学体系的日益僵化，学院教育被认为扼杀了艺术表达的创造力与个性，阻碍了艺术家的培养和成长。这场争论引发了美术学院的另一项重要改革，即设立高级班和大师班——经过素描临摹、石膏像与人体写生等基础训练后，进入高级班的学生可以创作自己的作品或参与教师的创作;之后，最有才能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师班——在这一阶段中，学生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得到重视，自由发展受到鼓励。经过这一改变，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被认为臻于完善，而现代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也基本确立。

　　20世纪，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西方美术学院的教育模式与教学理念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批早期留欧的艺术家将19世纪法国学院派的教学模式引入中国，主张以石膏及人体的素描写实训练作为造型训练的基础。刘海粟首先在中国的美术教学中使用人体模特，徐悲鸿则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将严格的素描训练纳入美术学院的基础训练课程。至50年代，作为俄罗斯学院派核心的契斯恰柯夫素描造型体系进入中国，并由中央美院推广至全国，成为国内美术学院基础教学课程的基础。80年代，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基础教学领域开始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教学模式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并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其内涵。与此同时，如何在基础教学中融合中西的艺术传统，也成为这一领域思考的问题。

　　美术学院基础教学的演进与艺术创作实践关系密切，而通过对基础教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可以促使我们不断地去回顾、理解、透视并反省其演进历程，从而有助于我们审视并把握基础教学在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