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这个题目，是我从旅美基督教学者杨克勤博士的一本专著中借鉴而来的。不消说，杨氏的专著则是取材于早期教父德尔图良(Q.S.F.Tertullian)的名言“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我之所以写下这个名字，是因为自己面对赵紫宸(T.C.Chao)《圣保罗传》，想要为它写点什么的时候，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题目可以描述它的贡献。

　　与同事许地山、钱穆、吴文藻、容庚、陆志韦等人相比，赵紫宸的学术成就恐怕并不在任何一人之下，以其学术活动能力而论，这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更曾担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六主席之一，是中国教会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出任这一职务的宗教领袖。然而，身后的赵先生在今日中国却备受冷漠，不但今天教会之中的基督徒知道赵先生名字的寥寥无几，就连宗教学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对其也往往是讳莫如深。在今天的前燕京大学所在地——已经成为北京大学的“燕园”，问起一级又一级新入学的学子，恐怕这位赵先生的知名度，还远远不如他的哲嗣、北大西语系已故的赵萝蕤教授，甚至他的女婿、闻一多的学生陈梦家。

　　近几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从外国学者的专著中知道这位“T.C.Chao”的名字，逐渐开始认识这位“慈霭温和的长者、博大精深的学者”(取自另一位基督徒作家、燕大学生谢冰心对他的评价)，大陆开始出版第一本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的专著(作者唐晓峰先生竟然也谦虚地表示在2003年之前未曾听说过赵紫宸的名字)，而更具历史价值的则推燕京研究院编辑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紫宸文集》。我自己虽然一直珍藏着一本1999年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圣保罗传》，然而也是在最近“赵紫宸”和基督教研究在国内开始有点热起来的迹象之后，才想到认真读一读这部整整六十年前在中国撰写的圣徒传记。

　　必须承认，《圣保罗传》无论在中国神学史上还是整个中国学术史当中，都是一篇堪称经典的奇文。不仅如此，连同赵紫宸在撰写《圣保罗传》之前出版的《耶稣传》，都是中国神学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史学文本，当然也是“汉语神学”建构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史环节。在赵紫宸撰写这两部专著的时候，虽然国际上已经并不缺乏这一类宗教领袖的传记作品，但至少国内类似领域还是空白，更何况是从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视角和仰赖着中国文化的本根所完成的一部专著;往后看，而今六十余年过去，中国神学研究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同时，可无论是港台学者对汉语神学建构的努力，还是中国内地教会内外的研究著述中，都没有再出现类似题材的作品。

　　《圣保罗传》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的一部几乎无法重复的汉语神学专著。在撰写了《耶稣传》之后，赵紫宸的史家文笔更加炉火纯青。可以看出，这已经不再是一部简单的信徒灵修式著作，而是赵紫宸当作历史科学来经营的一部重要学术作品。全书之前的《导言》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方法论气质。当然，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学人，赵紫宸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五四”一代中国唯科学主义的影响，故而尤其强调“科学的态度与历史的方法”。相比照《耶稣传》，《圣保罗传》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的这种坚持在今天的信徒和学者看来似乎已经显得有些特立独行，比如作者对于“童女怀孕”一类的神迹所持有的理性和审慎的怀疑等等，都可看作是那个时代科学话语霸权的一种特别的体现，因而不必过于苛刻。事实上这种受西方编修批判学的影响的解经，并没有动摇作者对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信仰。而“历史之外加上宗教，科学之责既尽，历史之事复澈”、“研究历史，绝对不可持机械观，而应当重生机论”这种思想，在当时的试图通过科学来质疑宗教的相当一批学者中间所起到的震撼力量，今日声犹在耳。

　　与此同时，作者也深知所谓“纯粹的客观”，既不可也不必强求，尤其对保罗这样一位伟大的宗教圣徒。保罗的希伯来名字是扫罗，“保罗”则是他的罗马名字。他是一位生长在罗马的犹太人，从小就在犹太大师迦马列门下接受传统的犹太式教育，与后来的很多基督徒一样，他起初是基督教信仰坚决的反对者，更是早期社会中迫害基督教徒的一位急先锋。但在一次他去往大马士革迫害基督徒的路上所经历的事件终究使他皈依基督教，并且是通过对于基督教的传播的贡献而为世人所知。在今天，保罗对于整个西方文明甚至人类的贡献恐怕远远超过亚理士多德到爱因斯坦等许多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名字，甚至有神学家也认为真正对基督教教义做出贡献的人除了耶稣本人便是保罗——在保罗的主要作品完成和流传的早期，《圣经》中的“四福音书”甚至还没有开始动笔。然而似乎有些令人遗憾的是，其个人经历除了《圣经》之外，可供参照的经外史料极少，而《圣经》的写作又并非本于记录历史的目的，因而为这样一位近千以前的圣徒作传，的确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在这方面作者的史料功夫，可谓主要来自于“辑佚”——即从新约圣经正典文本多处多方透露出来的隐含的信息，竭力搜索圣保罗的活动及行踪的蛛丝马迹，进而强调思想史与一般社会史的融贯。

　　毕竟在今天人们对于圣保罗的理解，还主要是通过保留在《圣经》中的十三封署名的书信获得的。如何处理保罗书信与保罗个人生平的关系，自然是体现传记作者史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以圣保罗的思想史发展为线索，指出“以圣保罗的思想论，《罗马人书》可谓前后会归的中点，前则为萌芽的进展，后则为结果的成功，所以《加拉太人书》包蕴《罗马人书》的种子，《歌罗西人书》、《以弗所人书》、《腓立比人书》开放《罗马人书》的硕果”。这种见地颇有新意，但《罗马书》为保罗思想之大成的观点在圣经学界并不新鲜，在转机中为《罗马书》设置专章的做法也似乎在情理之中。故而《圣保罗传》对于汉语圣经学尤其是《罗马书》研究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对于“以信为直”的探讨上。

　　“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从《圣经》中发掘出的最为重要的信息之一，也是宗教改革以来几乎所有的新教教派都共同遵循的一条基本信仰。所谓“因信称义”提出的背景，最早是保罗针对当时一些保守的教派(赵紫宸称之为“犹化派”)在作为弥赛亚的耶稣基督来临之后是否还应该遵循犹太教的律法教导而起的争论。在基督教——甚至就可以说是保罗本人——的观点看来，无论是什么人，仅仅靠行律法上的事，都还不足以在上帝眼中看为一个完全人(“称义”)，所以人类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得救”，这是人类的有限性所决定的。但上帝即是公义也是慈爱的：他不会无偿赦宥人类的罪，但却命定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替世人赎罪作为救法(赵紫宸主张用“息忿祭”取代传统译法“挽回祭”，参第四卷第三章)。因而一个希望得到上帝的救恩的人，必须通过“信”耶稣这位为人类的罪而促进人神和好的中保，而不是单凭自己认为的行为端正。但最近十几年“保罗新观”在国际圣经学界的流行，开始让学者们反思保罗在《加拉太书》、《罗马书》等处所强调的“信”，并不像马丁•路德所解释的那样是“人的信心”，而应该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上帝的信实”，所谓“因信称义”，也不应该是“Justificationbyfaith”，而是“Justificationthroughfaith”。

　　然而六十年前赵紫宸就已经初步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因信称义”对应的中文应该译为“以信为直”：“直是曲直之‘直’，是以直报怨之‘直’(按：这里取自《老子》中的“以直报怨”一词，帛书写作“以惪报怨”，通常认为“惪”即“德”字，从“直”从“心”，赵紫宸的解释与此稍有不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直’。”(第二卷第一章)可以说在他看来，上帝对人类的“以信为直”是一种法庭式的宣告，而不像“称义”所蕴含的那种人类真的因为信便可以从内在的道德上成为完全的人。换言之，是上帝“宣告”人类无罪，而不是人类真的因为“信”便彻底从内心就不再是罪人。“有罪的人，信受耶稣，得了大权能，超脱了罪恶，上帝看他，便是无罪的，如同无罪的一样。这就是以信为直的意思。……人在上帝面前，直而不曲，并非即已成为义人;需要依赖耶稣，日日追趋，始得成为义人。”(第四卷第三章)应该说，尽管翻译本身就难免是一种“以中化耶”的努力，但一如当代儒学学者张祥龙主张将海德格的“Dasein”翻译为“缘在”一样，赵紫宸的这种译名尽管颇有新意，但在已经约定俗成的中国教会和学界当中不太可能成为主流而彻底取代“因信称义”。但赵紫宸的坚持是与他本色神学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看来，无论自己的译名是否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发表自己坚持的学术信念并为之辩正，是赵紫宸作为一位学者所当尽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可以在跨文化的意义上完成保罗神学与福音书乃至整部《圣经》的连接，宣告“圣保罗的福音，是上帝在耶稣里将自己赐与世人，使人信受而为上帝的子裔，是以信为直的福音。”(第四卷第三章)

　　除此以外，《圣保罗传》也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特殊的杰作。赵紫宸的兴趣与爱好广泛，不但对于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在具体的研究中还特别倡导文学艺术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在评价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时赵紫宸曾经指出：“吴先生论中国文化似乎脱落了，离弃了其中一个极重要的成分，就是中国的美术文艺。讨论中国文化而不注意到中国的绘画、建筑、磁器、雕刻、诗歌、文章等等，不啻真的把中国人的灵魂放弃了。……中国人的政治社会伦理风俗，莫不由美术文艺的力量来维持调剂的。中国人中正和平，阔达大方的态度，莫不由美术文艺来磨礱涵养的。美术文艺是中国的真宗教，且颇含带神秘的色彩。如今只论智慧与政治之部，不啻将知与意收取了，而遗漏了情，岂不大可惜么?”可以说，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进而建设所谓“本色神学”，是赵紫宸、谢扶雅、王治心、刘廷芳、吴雷川、马相伯等人共同致力的一个目标。他们那一代教会内外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都普遍相信，基督教并不仅仅是犹太人或者欧美人士的“福音”。从“福音”一词的包容性来讲，基督教是超越了人类文化的藩篱的世界性宗教，当然也可以因此融入任何一种人类既有的文化形态。而赵紫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的修养与研究，更使他在其中显得尤其独特。

　　与《耶稣传》的体例类似，《圣保罗传》每一章节的小标题也都采取了一句中国古典诗词名句作为该部分的概括，后者的取材还全部是杜甫的诗句，进一步赋予了这本圣徒传记一层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作者在达到了“希望是一部历史书”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部“艺术书”。这也体现在作者的文句修辞等方面。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整体来看，1940年代，特别是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已然开始“向左转”。不可否认，在左翼文学取得越来越高的文学地位和话语权的同时，早期白话文学中的那种浑然质朴的文字气息，也已经开始逐渐被打磨得已经非常光滑的当代白话文所取代。也许是笔者个人偏爱的缘故，对于“五四”前后的早期白话文，特别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语言情有独钟。不承想这种和合本的文风竟然在赵紫宸这里得到了继承，也算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

　　然而先生的身后终究是寂寞的。近年来奔走北京街头，以保护老北京建筑文化为己任的中国新华社记者王军，无不伤感地披露赵紫宸和赵萝蕤先生在北京市美术馆后街的故居，已经于20世纪的最后的那一年在赵景心、侯仁之、罗哲文、梁从诫、舒乙众多专家学者的抗议和首都日新月异的建设交杂的声音中最终被拆除了。七年过去，所幸的是，赵紫宸先生的文字事工，在我们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仍然是不会轻易被抹去的。惟愿我辈能够继承先人遗志，在二十一世纪延续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与建设的使命与承担，而终不致使“本色神学”、“汉语神学”种种宏伟建构流为一种学界内部的小众话语。

　　(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1-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起陆续出版;赵紫宸《圣保罗传》，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年单行本;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祝帅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