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中国足球的相关报道为例，梳理近年来中国体育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历程，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媒体对于传统专业体育媒体的挑战，大众流行文化对于体育产业的影响与渗透等相关问题，以期从正面回应奥运背景下的体育传媒教育中所遇到的前沿问题。

　　关键词：体育新闻体育传媒中国新闻学教育

　　1坦率地说，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受“新闻无学”观念的影响，尽管早在民国时期中国新闻学学科便已经建立，但该学科迄今为止在学术界的“正名”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因此，一方面是学术界甚至传播学理论界对于“新闻学”的质疑、争论仍然不绝于耳，另一方面我们看得到的现实却是新闻实务界、教育界内部对于财经新闻、体育新闻等相关学科专业从业人员的要求却与日俱增。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与中国体育事业的复兴紧密联系的。

　　2.1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体育事业基本上无法与国际一流水平对话，“东亚病夫”一类的措辞经常出现在对于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中。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排、乒乓等运动项目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有1990年北京首次承办的大型体育赛事——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这样重要的转机，但在这一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媒体对于中国体育形象的建构，更多地是与“国家荣誉”这样一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体育文化在此时并未真正进入大众文化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体育赛事的忠实观众并非没有，但其规模显然无法与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新时期相提并论。因而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之上，也并未诞生对于体育新闻从业者专业化的要求。

　　2.2在“体育副刊”并未广泛出现的1990年代中期以前，最具有群众基础的大众传媒显然是电视，而公众对于“体育新闻”专业从业者的印象，也主要指向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几位体育评论员(当时称为“播音员”、“解说员”)，具体地说，就是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等人。尽管这里列举的三人在年龄上相去甚远，但从体育新闻史的眼光看基本上可以划归同一个时代背景。从现象上看，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等在解说风格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即在语言上以“师徒传授”的模仿为主，现场或直播节目解说中多为赛况进程的描述而较少专业眼光的审视，重解说激情而轻深度评论。由于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位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解说员”都要根据工作需要承担各种赛事的报道和解说，因而基本上不可能形成对具体体育项目充分专业化的分工要求(尽管我们不否认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能有自己偏爱的体育项目，或者拿手的运动项目解说经验)。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以“体育解说员”为代表的中国体育新闻从业者，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体育训练和新闻专业高等教育(有的甚至没有经过高等教育)。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缺失，使得这一代体育传媒人并未自觉地形成专业意识，而仅凭表面的模仿，无法和同时期国外的专业体育解说相提并论。

　　2.3然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体育文化发展阶段，他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首批专业体育新闻从业者，为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功绩并不能够被一笔抹煞。例如，宋世雄带有激情的高音，在1980年代那样一个复苏和觉醒的年代中，自然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是今天既不可重复也不可模仿的，其对于中国女排赛事的解说，几乎已经与赛事本身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样，孙正平的相对稳重凝练，以及韩乔生在当时作为“新生力量”所带来的清新气息，在今天看来都有值得回味之处。因此，尽管一些较为专业或者兴趣时间比较长的体育爱好者会对他们的体育项目知识的欠缺以及解说形式的肤浅表示失望，但这种批评在当时的体育传媒事业格局中显然不可能太引人注意。以历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直播为例，至少人们并未在赛事本身之外产生对于体育传媒从业者更为专业化的要求。

　　3.1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由此带来的职业体育行业的高速发展，开启了中国媒体体育报道的专业化进程。与此同时，中国媒体改革也已经出现端倪，媒介市场的竞争使得“碎片化”逐渐成为一种现实。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批评更多地与足球这样一种迄今在中国仍是被广大体育爱好者视为“第一运动”的体育项目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是中国体育传媒记者专业化的催化剂。1994年“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开幕，使得“上海申花”、“广东宏远”等等企业开始进入中国球迷的视野。这既肇始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历程，也开始孕育了第一批“专业化”的高级球迷——一些具有较高眼光的体育爱好者逐渐出现。更为引人注意的是，有越来越多的经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加入这种球迷的队伍。而“四通利方体育沙龙”等网络媒体的出现端倪，更为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体育爱好者(如“老榕”等人)提供了一个平台，当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至少在这一阶段，网络媒体的采编队伍毕竟无法与传统媒体相抗衡。

　　3.2随着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建立，《体坛周报》、《中国体育报》等媒体在深度报道方面的大显身手，观众对于体育报道“专业化”的呼声逐渐形成，人们对于体育传媒工作者的要求已经不可能停留在“包打天下”的阶段，中央电视台的专职“体育解说员”自然也不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铁饭碗”。对此，中央电视台曾经尝试通过聘请张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前北京足球队替补门将)、李惟淼(前中国国家足球队成员)等业界人物辅助韩乔生等人共同评论的形式，但显然并没有满足观众对于体育传媒从业者自身“专业化”的要求。出于对高水平评论的需要，在各种媒体上，人们对于孙正平、韩乔生等人的职责和批评，从“口误”开始连续升级，最终甚至形成诸如“韩乔生事件”这样一度引起新闻界内外广泛关注的人身攻击。如果我们暂时搁置这些批评负面的伦理后果，则对于较为“专业”的足球评论人员的需求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现实。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专业”不可能指向专业的体育传媒高等教育，但却的确有可能对于评论员和记者实现一种分体育项目、从而适应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的“准专业”需求。

　　3.3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中，一批符合这种要求的专业体育新闻从业者进入我们的视线。仍以足球为例。各传统媒体中，出现了周文渊、毕熙东、李承鹏、马德兴等等报刊名笔。这批人的特点是学有专长，虽然未必都是体育或者新闻专业出身，但一方面具备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对于足球运动本身都可说是“高级球迷”——有能力写出有深度的报道和犀利的观察。在中央电视台，于大川(中国体育报资深记者，专长为德国足球)、张慧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专长为意大利足球)等老一辈的专业体育传媒工作者的加入使得体育新闻报道水平大幅度提高，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斌、刘建宏、黄健翔，以及后来的段暄等一批大多接受到新闻学专业训练(张、刘二人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段暄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黄健翔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而又对于足球别有会心(尤其是张斌、刘建宏对于中国足球的关注，以及黄健翔、段暄等对于欧洲足球联赛的了解)青年从业者的加入。“专业”与“兴趣”的结合，使得他们的解说风格也已经开始与“宋世雄时代”发生了明显的断裂。

　　1998年，正是中国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当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已经开始五年有余，尽管刚刚经历了国家队在戚务生的指导下“十强赛败北”的惨痛经历，但球迷对于中国足球的热情和执著反而有增无减。令人遗憾的是，“黑哨”、“赌球”等联赛中的黑暗面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极大地伤害中国的球迷与整个职业联赛。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力所能及的监督作用，而在我看来，其中《体坛周报》和《足球之夜》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这与上述这批体育新闻新生力量的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

　　3.3.1在当时活跃在体育界的几份报纸中，中国足协主办的《中国足球报》由于官方色彩浓郁，不可能脱离主旋律报道，而沈阳的《球报》已经显示出一些下世的景象来，因此，售价1.2元，并在各类体育项目中对足球投以最多关注的湖南的《体坛周报》在博弈中赢得了中国球迷的广泛信任，创造了良好的公信力。以对当年甲A联赛的“弱旅”、当年度的“升班马”青岛海牛足球俱乐部的报道为例，在上半赛季结束时名列第三名的前提下，该队成绩在后半赛季连续走低，在当地媒体众口一词的“青岛海牛没有内讧，让谣言不攻自破!”、其他专业报纸媒体“失语”的舆论环境中，《体坛周报》以大量一手访谈和客观事实，大胆而又不失详细地报道了该队主教练刘国江与俱乐部领队及部分队员之间深刻的矛盾，周文渊等记者还发表了深入的评论和独特观察，树立了《体坛周报》在球迷当中的良好的口碑。

　　3.3.2与此同时，由张斌和刘建宏从编导到主持、每周四晚在中央电视台五套播出的《足球之夜》节目(国内部分)，也的确可以用该栏目的片头词“球迷每周的节日”来形容。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也许只有中央电视台可以“无视”中国足协的各种限制新闻报道的“霸王条款”。在张斌等“初生牛犊”的手中，1998年度的《足球之夜(国内板块)》，通过调查、专访等形式，大量报道了中国足球的负面信息，多次突破中国足协的“新闻禁区”。然而，张斌等人为此也付出了牺牲与代价：尽管《足球之夜》未被停播，但出于中国足协对《足球之夜》节目影响力的恐惧，使得该栏目的记者们在次年失去了“海埂集训”的采访许可证，而张斌本人也曾为此一度调离《足球之夜》。经过这一次“海埂风波”之后，《足球之夜》国内板块编导团队的元气和热情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打击，甚至可以说从此一蹶不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无论如何，张斌等人的职业素质和新闻敏感，以及他们对于中国足球“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那种责任感，在当年的确为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增添了许多悲壮的色彩。

　　4.121世纪以来，中国体育传媒更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高校和研究院内，体育传媒硕士点相继建立，而“奥运”也正日益成为中国国民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似乎是为奥运会作铺垫，各种国际性的体育赛事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仍以足球为例，2001年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在外籍教练米卢蒂洛维奇的率领下首次“冲出亚洲”，铤进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以及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球迷关注、更是中国体育传媒博弈的战场。在这一时期，北京体育大学建立了体育传媒系，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接受过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加入到专业体育新闻记者的行列，然而，事物的发展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正像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历程本身一样，事物在经历过开头几年的高速运转之后，总是会转向一个相对平和、更少泡沫的发展阶段。其中的两种趋势尤其值得我们做独特的观察与分析。

　　4.2首先是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对于传统媒体形成了真正的冲击。据《体坛周报》总编辑瞿优远的介绍，在2006年世界杯期间，尽管《体坛周报》几乎倾尽全力地加大了报道和宣传的力度，却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利润回报。其中，固然有1990年代郝海东、范志毅那种“足球明星”神话被祛魅和“足球产业”泡沫最终破碎的现实，但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体的冲击。在中国，似乎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碎要早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走上正轨，在中国传统体育传媒逐渐专业化的同时，网络媒体的体育频道也已经开始凸现出各种传统媒体所无法想象的优势：那就是无可比拟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尤其在即时性方面，网络媒体争夺了相当一部分本属于电视媒体“体育新闻”节目的专利，更是使得报纸媒体的时效性极大降低。而通过博客、专栏等形式，网络媒体更可以轻而易举地吸引大量传统媒体体育新闻从业精英。眼下，搜狐、新浪等大型门户网站又以极大的精力和财力把眼光投向即将开始的2008年奥运会，传统媒体在这样一个大势所趋的过程中将有何作为?通过何种渠道凸现自身独特的优势?实在是一个需要我们持续观察的问题。

　　4.3与此同时，体育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结合，使得以往掌握在一群高级球迷手中的“话语权”，逐渐地转向娱乐性占主导地位的流行文化，似乎在颠覆着我们对于体育新闻记者专业性的要求。2001年采访“中国足球出线”的记者队伍中，一个并非体育也并非传媒专业出身的女记者李响走进了公众的视线，而她与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米卢“零距离”的接触，更是让许多怀有级高体育知识的男性同行自叹弗如。整个2001年，“李响”成了中国体育界炙手可热的名字，其缺乏体育专业色彩的文章却大行其道，洛阳纸贵。此后不但她本人被专业的体育媒体高薪聘请，更为奇特的景象是中国体育界从此多了不可胜数的未经过传媒专业训练、对于“体育”恐怕也一无所知的女记者。更令人惊异的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期间，关注这一世界足坛定级赛事的早已不限于“球迷”，相反，许多青春少女热烈地谈论自己的“偶像”，从外貌上判断是否支持某国某队，网络媒体上充斥着“体坛八卦”、“花边新闻”一类的报道——这些都是1980年代中我们所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同年既令人意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长期以来主播意甲联赛的黄健翔，此前的节目中已经多次流露出“意大利是中国球迷的第二祖国”一类的豪言壮语)的“黄健翔事件”，以及随即发生的“辞职风波”，更是对于中央电视台这一一直以严肃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媒体的一次戏谑性的震荡……这些情况的出现，的确让体育界和传媒界两个领域中的从业者都大跌眼镜。体育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结合，对于体育产业的影响究竟是利是弊，同样是一个在传统的学术思路中所无法预测、无法回答的问题。

　　5中国的体育传媒，眼下正站在一个此前我们都从未经历的十字路口上。一边是“奥运”这样千年难遇的契机，但另一边却是一个“恶搞文化”、“草根文化”充斥的年代，中国的媒体现状、受众现状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作为从业者，我们应该坚信专业训练和学科整合的必要性，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又对于未来媒体发展的变数充满未知和疑惑。也许，在眼下这样一个复杂的年代，我们所作的并不应该是无休止地论证“体育新闻”专业设置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而是应该坚持学术的态度和标准，而应该不断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含量，在教学和研究中带有前瞻性地正视、研究、应对种种也许正在发生的变局。

　　参考文献：

　　毕雪梅等《体育新闻学概论》，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系列论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http://www.culindustries.com

　　新浪网•NIKE新浪竞技风暴网，http://sports.sina.com.cn

　　《体坛周报》，1997年至今

　　2007年6月4日

　　祝帅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