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掘出一处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至4千年前)的建筑群遗址，在遗址的中心区有四五十座排列密集的住房，它们是方形或圆形的半穴居和地面建筑，在这些住房的中央有一座规模比住房大的方形大房屋。在中心住房区的东面为烧制陶器的窑址，北面为集中的墓葬区，至今还有250多个墓葬。住房区的四周有一条深宽各5～6米的壕沟，沟外和住房区内都散布有作为仓库用房的窑穴。从这些房屋的大小、性能与布局分析，半坡村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处氏族聚落，而住房区周围的那条壕沟估计是为保卫聚落安全用的。在同时期的内蒙赤峰东八家石城遗址四周，有用天然石块堆筑的石墙;辽宁、吉林等地的同类遗址四周也有围墙。这些石墙、围墙、壕沟都可能是用作防卫的设置，但氏族聚落还不是城市，石墙、土墙也还不是城墙。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有了分工，社会的物质生产日益增长，出现了私有制，大约到夏代(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中国古代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也就是在夏代开始有了城市。《礼记·礼运》篇中记有孔子的一段话：“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意思是原始社会的大同世界解体，天下变为家庭所有的私有制了，社会财富也变为私有财产了，需要有城郭、沟、池来保护这些财产。这段话也说明了最早城市产生的过程。但目前尚没有发现完整的夏、商时期的城市遗址。关于周代的城市，《周礼·考工记》(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段对当时王城的描绘：“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当时的工匠营造王城，城市为每边九里的方形，每边设有三座城门，城中横向、竖向各有九条街道(也可能是各有三条街道，每条街有三条并列的道路)，道路的宽度为车轨的九倍;城中左边有祭祖先的太庙，右边有祭土地的坛;城中前面为上朝用的宫殿，后面有商业买卖的市场，宫殿和市场都为百步之宽的方形。但是王城城墙、城门的具体形象却不得而知。作于五代末宋初时期的《三礼图》则将周王城形象地表现出来，在图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城门是一座高踞于城墙之上的三开间四面坡屋顶的殿堂，城墙上并列开设三座城门直通三条街道。

　　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盛期，都城长安不仅规模大而且有严整的规划，皇城、宫城位于城中心偏北，城内划分为108个整齐的坊里，城的东、南、西三面各设有三座城门。经过考古发掘的长安城遗址，坊里、道路都很清晰，城墙为夯土筑造，经探测可知城墙基宽达9～11米。城门位置亦能确定，各座城门除城南中央的明德门外均设三个门洞，明德门正对长安中央轴线上的朱雀街直通皇城大门朱雀门，位置显要，因此城楼下设有五个门洞。这些城楼早已毁坏无存，现在根据遗址和文献记载可以绘制出明德门的形象。明德门下面是土筑外包砖的门墩。门墩之上有一层由斗、梁枋组成的木结构，称为“平坐”，平坐上建造门楼。明德门的门楼为十一开间，宽近50米，四面坡庑殿式屋顶的殿堂，自地面至屋顶的正脊，高约22米，在当时的长安城的确是一座十分有气势的主要城门楼。唐代除长安外还有东都洛阳和散布各地州、县之城，这些城市有的也经过了考古发掘，但是所有的城门楼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能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上看到它们的形象，其中有3个门洞和两个门洞的门墩，门墩上都有一层木结构的平坐，平坐上建门楼，壁画上两座门楼都是五开间，上面用歇山式屋顶。四面坡的庑殿顶和歇山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诸种屋顶形式中最主要的两种式样，由此可以说明城楼建筑在当时城市建筑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将都城定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市)，东京城不如唐长安城那样方整，城内街道也不如长安那样规则，由于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东京城内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宋代画家张泽端绘制的长卷名画《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展示了东京城内当年的繁华景象，画中还有一座城门的形象。这座城门沿续唐代城门的形制，厚实的门墩，开设有单个梯形洞顶的门道，门墩上面有一层平坐，平坐之上是一座五开间四面坡庑殿屋顶的殿堂，整体形象十分端庄而富有气势。

　　江苏苏州是宋代江南地区的名城，在南宋时称平江，是南北大运河的航运中心。一幅保存至今的石刻《平江图》展示出当年平江府的状况。城市整体呈长方形，四周开有五座城门，它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城内除了有整齐的街巷之外，还同时有整齐的河道水网，其中有的河道与街道平行，形成为建筑前临街后临河的布局。河道多为人工开凿，它们与城墙外面的护城河相通，所以几座城门除连通街道的门洞外，还有并列驾在河道上的水城门。《平江图》虽为平面图，但图上的城墙与城门却呈现出了立体形象：城四周连绵不断的城墙和等距离突出墙面的墙垛;城墙顶面上有连续的锯齿状的矮墙;城门门洞上方也是梯形的洞顶;城门上有四面坡屋顶的门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