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绘事后素”一语，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尚无定论。

　　“绘事后素”一语载于《论语·八佾》，其文曰：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汉代郑玄释此处“绘事后素”云：“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采，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1〕即指绘画之事当先布众采，后以“素”色分布其间，以成其绘作，好比女子虽有好的面容气质，还需加以礼仪修养，才能成人。梁代皇侃则疏之云：“如画者先虽布众采荫映，然后必用白色以分间之，则画文分明，故曰绘事后素也。”〔2〕皇氏此解显然与郑玄观点相合。

　　宋代朱熹的观点则与此相左。他在《论语集注》中详细注解此段文字云：“倩，好口辅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起，犹发也。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3〕朱子在梳理整段文句时，对“绘事后素”一语作了明确的阐发。他认为“素”为“粉地”，“绚”为“采色”，前者为“画之质”，后者为“画之饰”，绘画之事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这就如同人(女性)先有天生美质，然后才加以文饰，而这与“礼必以忠信为质”的道理亦是一样的。

　　朱子在别处还进一步加强此说。《朱子语类》卷二十五云:

　　问：“伊川云‘美质待礼以成德，犹素待绘以成绚’，却似有质须待礼，有素须待绚。”曰：“不然。此质却重。素以为绚，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质，又有口辅之美，盼倩之佳，所以表其质也。此见素以为质，而绚以文之也。”〔4〕

　　这里，朱子以答问形式强调了“质”重于“文”、“素”先于“绚”之理。

　　由此，关于“绘事后素”一语，史上主要形成了两解：一谓绘画之事，先布众采而后施素功;一谓绘画之事，先施素地而后敷众采。持前一种观点者以郑玄等人为代表;持后一种观点者以朱熹等人为代表，并在后世不断引起争论。

　　如清代戴震云：“诗言‘素以为绚’，‘素’以喻其人之娴于仪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谓‘绚’;喻意深远，故子夏疑之。‘绘事后素’者，郑康成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文。’其注《考工记》‘凡画缋之事后素功’云：‘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是素功后施，始五采成章烂然，貌既美而又娴于仪容，乃为诚美，‘素以为绚’之喻昭然矣。子夏触于此言，不特于诗无疑，而更知凡美质皆宜进之以礼，斯君子所贵。”〔5〕戴氏此番解说显然是站在郑玄的立场上，认为绘画之事当“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文”。又刘宝楠《论语正义》云：“‘素以为绚’，当是白采用为膏沐之饰，如后世所用素粉矣。绚有众饰，而素则后加，故曰‘素以为绚’。”〔6〕刘氏所释亦可视为郑玄同调。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则云：“朱子不用旧注，以后素为后于素。于《考工记注》亦反之，以后素功为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彩。近儒皆以古训为不可易，而于礼后之旨，则终不能会通而发明之，故学者终成疑义。窃谓《诗》云‘素以为绚兮’者，言五彩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时画者尚如此，先布众色毕，后以粉勾勒之，则众色始绚然分明。《诗》之意即《考工记》意也。子夏疑五彩何独以素为绚，故以为问。子以‘绘事后素’告之，则素以为绚之理不烦言而解矣。子夏礼后之说，因布素在众采之后而悟及之者也。盖人之有仁义礼智信五性，犹绘之有青黄赤白黑五色是也。礼居五性之一，犹素为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犹之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故曰礼后乎，本非深文奥义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礼’，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义。毛氏、惠氏、戴氏虽知遵旧注，而解因素悟礼之处，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礼为五性之节故也。”〔7〕这里可以看出，凌氏一方面认同众儒对朱熹的否定，认为“古训为不可易”，另一方面又批评诸儒但知“以素喻礼”，而不能“申言其义”，即未能解释清楚“绘事后素”何以导致“礼后”的道理。按凌氏所释，礼为五性之一，犹素为五色之一，五性待礼而后有节，就如同五色待素而后成文，故素在众色之后，礼亦在众性之后。

　　然而，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给出了另一番解说：“《论语》之说正与《礼器》相合。盖《论语》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谓其有质而后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诗》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后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饰，是犹之绘事也，所谓绚也，故曰绘事后于素也。而因之以悟礼，则忠信其素地也，节文度数之饰，是犹之绘事也，所谓绚也。若《考工》所云，则素功非素地也，谓绘事五彩，而素功乃其中之一，盖施粉之采也。粉易于污，故必俟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谓后。然则与《论语》绝不相蒙。夫巧笑美目，岂亦粉黛诸饰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于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于粉黛诸饰之后乎?此其说必不可通者也。龟山知其非，故别引礼器以释之。朱子既是龟山之说，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则误矣。”〔8〕在此，全氏力图作“素地”、“素功”之辩。他认为“《论语》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故先质而后文，先素而后绚;而《考工记》所云“素”乃“素功”，为绘事五彩之一，即施粉之彩，而粉易于污，故施于众彩之后，此乃先绚而后素。因而，全氏一方面力挺朱子“先素后绚”之说，认为此说合乎《论语》本意，另一方面又借鉴了郑玄一派的观点，认为《考工记》所云“素功”乃后于众彩，与《论语》所指不类，从而批评了朱子引《考工记》之谬。

　　如此，众家之说各有其理，但又不甚全面。那么，“绘事后素”一语到底该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此语若能联系孔子的整体思想加以考察，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如我们所知，孔子思想精神的核心是“仁”，它在孔门儒学中几等同于“道”。所谓“仁”，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即将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的心性要求，以实现一种和谐的主体人格和人伦关系的建构。“仁”字在《论语》一书中出现凡一百零九次，可谓俯拾即是。在孔子看来，“仁”虽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心性，但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要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主体自觉而努力地修养。而审美、艺术在这种主体修养中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是任何一种艺术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只有符合“仁”的要求的艺术才能起到这种作用。故孔子强调艺术本身亦须符合“仁”的要求，要包含道德的内容，要做到“美”与“善”的统一，“文”与“质”的统一。《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孔子便认为，《韶》乐不仅完全符合形式美的要求，而且完全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故构成最完美的乐章;而《武》乐尽管颇符合形式美的要求，但还不能完全合乎伦理道德的要求，故未免美中不足。因此，完美的东西既应该做到形式上是美的，更应该做到内容上是善的。

　　我们再来看上述“绘事后素”一语的具体语境。子夏所引诗句出自《卫风·硕人》，这本是一首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巧笑”、“美目”即是描绘庄姜动人的外貌。但她不仅有美丽的容貌，更有美好的内在品质。据《毛传》云：“庄公惑于嬖妾，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正因为庄姜贤而不见答，故国人“闵而忧之”为她赋诗。面对子夏的提问，孔子言简意赅地答曰“绘事后素”。那么到底是先“素”而后“绚”，还是先“绚”而后“素”呢?要在“素”与“绚”二者之间作出主、次判断，还得联系孔子的整体思想尤其是审美思想加以考察。如上所述，孔子更注重审美对象的伦理道德的因素，更注重其本质的美、内在精神的美，对象有好的本质再加以必要的文饰，才是“文质彬彬”的真美，故内在之美应先于外在之美，有内美方可言外美。如此，所谓“绘事后素”，当指内在精神品质的表现先于外在形象的描绘和渲染。“绘事”先于“素”，就是“文胜质则史”，有虚饰之嫌;“绘事”后于“素”，则是“文”、“质”相称，“文质彬彬”，有内外合一之美。子夏从孔子“绘事后素”一语，很快领悟到“仁”与“礼”的关系，马上追问—句：“礼后乎?”意谓“仁”是“礼”的内质，“礼”是“仁”的外化，“仁”于“礼”为先，“礼”于“仁”为后。正如孔子所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失“仁”不足言“礼”、“乐”，失“素”之质则不足言“绘事”之“绚”。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都是仁者之言，仁义之声，子夏所问“礼后乎”，将诗学观念上升为伦理道德观念，审美观与伦理道德观由此合而为一，可谓正中孔子下怀，故孔子立即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因此，综合考量孔子“绘事后素”一语，可作二层理解。即在形式层面上，可将其视为时间意义上的先后承续关系，即在实际的“绘事”操作中，先“素”而后“绚”;而在内容层面上，则应将其理解为一种逻辑意义上的先后、表里关系，即“绘事”操作以“素”为内在本质、基础，“绚”为外在表现形式。《晋书·列传第五十二》曾引虞溥《奖训学徒诏》云：“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9〕这里，所谓“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便体现了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先“素”后“绚”的操作关系;而所谓“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等，则反映了一种逻辑意义上的先“质”后“文”的关系。即使在形式层面上和实际操作中，有可能出现先“绚”后“素”、先“文”后“质”的情况，如上引《考工记》所载云云，仍改变不了“素”里“绚”表、“质”本“文”末的逻辑关系。

　　这种理解于历代文艺理论探讨中可见一斑。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云：“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0〕意谓花粉黛石固然可以美化一个人的容颜，但其顾盼生情，撩人意绪，却须依靠天生丽质。刘勰用这一比喻表明他崇尚情真意挚，以本色为美，强调了外部修饰之文要与情理本色之质相谐调，不能以铅黛乱正色。这一理解，可谓得孔子“绘事后素”一语之精髓。而王国维则于《屈子文学之精神》云：“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的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原质乃显。”〔11〕王氏在这里强调诗歌创作应以主体内在的情感为主，即使描绘景物也要以“深邃之感情”为其“素地”，这样才能显现诗歌之“原质”。这一主张，与孔子“绘事后素”一语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细按文意，当以朱熹一派观点为长。盖质而不素则众采不显，众采不显则不能绚然以成文章，故朱熹曰“此质却重”也。朱熹之失则在于既引《礼器》之说，而复引《考工》之文，从而陷自己于自相矛盾之中。□(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9CZX046)及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2010.60)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三，《四库全书》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何晏集解、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二，《四库全书》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四库全书》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集》第一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6〕刘宝楠《论语正义》(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

　　〔7〕〔8〕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8页。

　　〔9〕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6页。

　　〔1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卷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乔东义 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