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采访在张轲先生的工作室内，其建筑是50年代建造的一个厂房，光线充足，让人想起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旧貌。张轲先生的此次闲谈，看似闲谈，实为追忆。其展现了建筑师个体的精神历程，也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更迭。

　　记者：通过阅览贵事务所的网站，个人以为您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先锋的超现实主义的摩天楼建筑；一类是充满地域和人文性的乡土建筑，应如何看待您的这种没有折中的设计方向？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您对于城市和乡村建设方式的一种态度？

　　张轲：因为标准营造从最初就是始于一种信念，即我们不想做90%的那一类建筑师做的事情。如果不按照形式来分的话，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端。这些不同的建筑只是类型的差别，它可能是超高层住宅，也可能是试验的蜗居蛋，也可能是西藏盖的小房子，但是我觉得作为年轻一代建筑师不会再用固定的模式来看建筑，例如，我们就是哪一类建筑师，我们在模仿谁的风格，所以自由的选择与定位才是我们设计的关键。实践上的跨界，建筑类型上选择的主观多样性，也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或者说享受做建筑的原因之一。

　　其实我们不仅做建筑设计，也在做产品设计和与设计有关的概念展。我们的作品反映的是对于城市整体的态度，我们不喜欢讨论这是城市建筑，那是乡村建筑。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些建筑与如何在地球占据一席之地之间的关系。从工作方式的角度讲，我们会融合当地文化针对项目做具体的策略。例如，可能在武汉的城里，需要一种更轻快的方式，于是我们设计了书本塔;可能在西藏，我们需要用最强烈的方式压抑自己的表现欲去展现当地的景观。其实，现在有一个更有趣的趋势。过去20年，针对用人工的方式如何建构这个都市的课题，有一种反思提出，也许乡村的建造方式是城市更需要的。因为所有建造城市的方式都被实验过了，除了农业。所以我们在2007年双年展的提案是——让农业重新进入城市。我们不是把它们分成相反的两极，而把它们理解成为可以互换的概念。当你说城市与乡村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是在上海CBD和偏远的西藏地区做实践后，带给我的有趣体验。

　　记者：您在西藏地区做了一些实验建筑，为什么不选择在一些更主流化的地区建造新建筑，而是选择一个宗教、生活方式和气候都特别的地方开展设计？您这一实践的出发点和关注点是什么？

　　张轲：展开在西藏地区的设计工作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欧阳旭先生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我们重要的起点。欧阳旭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及山鹰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多年的挚友。他在西藏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这家公司的另一位股东是当地的藏族同胞。公司主要经营旅游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主要为他们提供设计。事实上，正如我常常提及的，在西藏作建筑颇为危险。做得不好会招致骂名，做得与其他人趋同比较稳妥，但又难合我意。所以，我提倡用平视的态度来看待不同的文化。去西藏的人常很自然地对于当地文化产生强烈的仰视感，这种仰视的观点很常见，也有一类人认为当地的发展很落后，而产生一种俯视的观点。从宗教文化到建筑文化都有这类态度出现。但我认为，要想做到一种对文化的尊重，平视的态度反而会有更大的收获，令人得到更多的创新的空间。

　　记者：人们对西藏的热情来自对于其文化独特性的尊重，您如何看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观点，即东方的概念是经过西方审视形成的，而东方人又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文化自信并要求西方人对其表示关注与承认？

　　张轲：我的态度与之前对于西藏观点的讨论类似，我认为当代人对于文化的态度大抵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比较愚昧的观点，当你看到清末人在史料照片里显现出呆滞的目光，你会知道那是没有自我感知的状态，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处于什么状态，虽然这种愚昧状态依然存在，但不是很普遍;另外一种也源于文化不自信，在经历第一种状态后因为有这种自我，因为知道别人在用西方的视角看你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会做很多事情来迎合西方的观点;还有一种，当你知道这种西方视角存在后，而是disregard(漠视)他们的存在。当你不去关注的时候，可能东方的文化自信会更真实地表现出来，也会更自然地表达。

　　记者：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您是否认为当物质基础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于文化的传承与消化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您认为您的建筑是一种文化保护吗？

　　张轲：我们的建筑不是文化保护性的。作为建筑师，我们更关心的是创作，在创作的同时，不要去毁坏。

　　记者：您认为您的作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造成对当地人文环境的破坏？

　　张轲：有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师或者艺术家能够说绝对没有。可以说，我们的设计工作是一种文化再创作行为。我们在不同地域设计的作品反差非常大，因为这种创作是在了解当地的文化及其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我认为我们已经很谨慎了。民众还是比较接受我们的作品的，因为我们应用了很多当地建造的方式，而不是具象的形式。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在近些年于不同中小城市和山区进行设计工作的收获和启示？

　　张轲：最重要的启示是，在开始任何规划和设计之前，先要忘掉固有的形式和程式化的方法。首先作为一个简单的游客去体验和感受当地人文的优点和生活方式，其次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感受气氛。现代社会的节奏很快，有大量建筑师是看地段之后就直接开始画图，并没有直观的体验和感受，也没有深入的理解，这可能都会带来不同层面的失败。所以我的态度是慎重为先，但最终的效果可能在视觉上会很有冲击力。

　　记者：目前，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的城市规划设计中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内容，农村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础部分，您在藏区经过多次与当地政府及当地人接触，对于藏区的新农村建设有哪些看法？您认为该地域的成长基础是什么？

　　张轲：个人在工作中将新农村建设理解为小村镇建设。对于小村镇建设领域，我们的经验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建筑主体对生态的影响问题。西藏其实是一个难得的生态环境保护非常好的地区，对待生态的态度，也是我们具体操作的原则——就是事情要做得更轻，也就是影响要控制在最小范围，而对待扩张的态度，就是不要盲目扩张。第二，西藏文化的延续性问题，很多人都说西藏文化是一个保护的概念，我们认为把西藏的文化放在博物馆里面是保护的一个方面，同时，西藏文化需要有当代性，需要发展和变化。我们主张：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被看作是活的有机体，需要当代的西藏文化。而当代文化是什么样貌?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作品中思考的。

　　记者：消费主义吞噬了人自治的本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化和人文精神的缺席，对于这样的社会变迁，以建筑设计工作者的角度看，您有哪些考量？

　　张轲：2009年，我事务所获得了中国建筑传媒奖，梁文道先生在给我们颁奖时言道，建筑师不能仅仅把自己作为建筑工作者或者普通的从业人员，而应重新唤起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

　　记者：通过网络上的一些报道，个人认为您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建筑师，您求学至今经过哪些思想的转变形成现在的样貌？受到哪些思潮的影响？

　　张轲：我在清华所接受的教育更多是将建筑作为技艺的培训，甚至有部分内容是工匠式的，还有一部分是巴黎美术学院和莫斯科大学传入的古典美术的教育模式。到了美国以后，其实是浸没在包豪斯的传统思潮之中。因为哈佛大学的设计学院把包豪斯的社会理想完整保存了下来，并把这种社会理想以教育理念的方式传输给了学生——建筑师就算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建筑和城市规划作为可以改变社会的理想，在全球范围内很大程度上已然破灭，人们不再认为建筑师有能力改变社会。这其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我回国后却经历了另一个转变，因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绝后的，建筑又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大的影响就会有大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文化面向、社会结构以及发展扩张形式和反扩张形式的一些学术内观点。

　　记者：介绍一些你们最近做的项目。

　　张轲：我们在2009年为武汉市设计过一个高层住宅，当代的超高层建筑虽然与过去百年的高层建筑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与200年前看世界的角度已然不同。因此，强调竖线条既没有精神意义，也没有崇高意义，而这个时代是一个强调横向自由的时代。我们试问能不能在高层建筑的每一层上都强调横向的自由?所以没有一层的位置是一样的，有一定的随意性，它给武汉这种古老的城市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活力，结构已经被解决。另一个是我们团队在西藏设计的温泉项目，我们尝试了几十个概念，都没有通过。后来我们事务所一个西班牙籍的年轻设计师尝试的一个概念比较有趣，他认为一个人一生最难以忘怀的温泉就是母亲的子宫，这种保护感和原始的温暖感十分吸引人。听到他的想法后，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概念。具体操作上，我们刚开始是想做一个地面上的建筑物，后来根据所在地的地貌属性，我们把它修改成了一个地下建筑，在地面上只能看见类似水花溅开后的平面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