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观意识的形成与其所处时代的众多因素是分不开的。其中，文化及哲学思想无疑起着关键作用。众所周知，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希腊，可以说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正如马克思所言，没有希腊、罗马奠定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欧洲。当然也不可能有欧洲现在的艺术成就。因此，考察研究欧洲风景画亦当从古希腊哲学文化入手。
    希腊艺术发展、成熟、完善于公元前12世纪至前15世纪。古希腊是城邦国家，奴隶主民主政体使文化艺术得以健康发展。首先，商贸和航海业的发展塑造了希腊人坚强、积极、勇于进取的性格特点。这时，“人本主义”的思想已见端倪，人们表现出对自然的莫大兴趣。这就为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美学的产生做了一定的铺垫。其次，城邦国家内部不断的战争，要求人们必须拥有强壮健全的体魄。这不仅孕育了希腊艺术中的典雅、宁静的理想美的典范，也初步确立了“写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法。例如，古典时期的雕刻已有了严格的比例，造型较为写实，制作极为精细。再次，希腊神话“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决定了以神话为题材的艺术形象也有十足的现实性，很少有虚构、想象。即使有时有想象、虚构的成份出现，如加在天使背后的双翅，也是按照事物本来的造型雕刻的。这在后来的宗教题材绘画中也是常常可以看到的。此外，古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温暖的气候条件令希腊人民很早就有着裸体竞技、运动、锻炼的风俗习惯。这不仅给艺术家提供了“写生”的良好条件，而且使希腊人潜移默化地养成了坦率直爽的性格特征。对此，我们绝不能用“知耻”与“不知耻”的标准去加以评判，因为希腊人的身心是健康的。“希腊人是最早懂得欣赏人体美的人。他们丝毫没有自卑感，并且勇气十足地宣布：人为万物之主。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的身体见不得人。”（房龙《人类的艺术》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我们要从大文化的角度辩证地加以认识。这样，对欧洲风景画那“一览无余”的直观的写实特色的民族文化根源，就能够得到科学、理性的认识了。
      古希腊人不爱“虚构”，尊重客观、重写实的艺术风格相对完善。除以上所论，哲学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流行于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企图从中挖掘出能够解释一切的基本原理。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大都是数学家，他们认为世界最根本的原素是数，万物存在的差别亦即是数的差别。他们认为一个事物之所以美，就在于它的相关因数的比例之美，这种数的关系一旦改变，该事物便变成了“丑”或另外一种美了。于是他们得出结论：美就是数量之间的“和谐”的比例关系。这个学派甚至想发明规范性的美的标准，如欧洲公认的“黄金分割”比就是此派的研究结果。据资料显示，著名的《断臂的维纳斯》就是符合这一比例的典型。这样看来，希腊的艺术观或审美观，从开始就与对客观世界的科学探索紧密相连，显然，他们审美观照的着眼点是客观基础。这和同时期的中国文化思想迥然不同。
    另外，在此基础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及其弟子亚里斯多德，针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奠定欧洲美学基础的著名的“艺术是自然的模仿”说。“像画家和其他创造者一样，诗人既然是一种模仿者，他就必然在三种方式中选择一种会模仿的事物，照事物的本来的样子去模仿，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模仿，或是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亚氏的“模仿说”是在批判柏拉图“模仿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一些复杂的哲学思辨不是本文探讨的内容，但它确立了欧洲艺术创作中重客观、重真实、重生活“再现”的原则。这与苏轼“绘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美学观，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有差别，就盲目地定优劣，我们为倪云林的山水画所倾倒，同样也会被柯罗的风景画所陶醉。理由很简单：中国山水画虽追求“得意忘形”，但并未失却“常理”，没有谁会把山画成城堡。正如苏轼所云：“画虽无常形，但有常理，常形可失，常理不可失。”同理，欧洲风景画也并非对自然的机械模仿。前面已提到，欧洲艺术从开始就是追求理想美的，它们绝非自然的拷贝，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很显然，模仿一切的则是非常庸俗的艺术。”（亚里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亚氏的“按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的艺术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颇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曾强调：“（画家）首先应当将镜子拜为老师，在许多场合下平面镜上所反映的图像和绘画极相似……镜子和画幅以同样的方式表现被光与影包围的物体，两者都同样似乎向平面内伸展很远。”（达·芬奇《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达·芬奇对艺术“模仿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为了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再现所画对象，他甚至多次操刀解剖人体和动物。然而，他同时又指出：“那些作画时单凭实践和肉眼的判断，而不运用理性的画家，就像一面镜子，只会抄袭摆在面前的一切东西，却对它们一无所知。而好的画家应当独身静处，思索所见的一切……”看来达·芬奇实际提倡的也是按照事物应该有的美的样子，而不是本来有的样子去模仿自然。这和亚氏的模仿观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看看风景画家柯罗对自然的态度：“我们所感觉的都是极其真实的，当我们细看某一景色、某一对象时，我们会被其中发掘出来的某种美好的东西所感动。不要放弃这个印象，而且，当你力求达到真实和准确时，你永远不要忘记赋予这种真实性以使你感动的外观。”（尼·雅·雅沃尔斯卡娅《巴比松风景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我们不难看出，滥觞于古希腊哲学的 “模仿说”美学观决定了欧洲风景画的写实面貌，作为巴比松风景画派中的佼佼者，柯罗也是“模仿说”的忠实信徒。柯罗如此，欧洲众多的风景画家也是一样，他们都在用五彩之笔忠实地“模仿”着让他们心醉的自然，因为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血液，这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存在的根本前提。□
                                                                                                                 卢宗业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