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海为家的艺术家曾仕猷看来，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机器尽管千差万别，却构成了针对人类的一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的洗脑共同体。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技进步、而人性退缩的世纪。各种“现代文明的”政治社会体制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地球管辖权，纷纷以创造美好未来为借口，将日趋景观化的意识形态引为新的信条和规训。人类被日益驯化为各种现代体制内越来越循规蹈矩的高智商动物。在曾仕猷的作品中，各种意识形态观念被反映并塑造为现代人的各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表征。单面的人、分裂的人、改头换面的人、碎片化的人不断在曾仕猷作品中涌现。在不断的视觉分析、解剖之中，曾仕猷产生一种警觉，即人的理性和良知的确具有局限。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全球人文环境的剧变，让每个个体的人普遍产生心理变异和精神危机。然而，意识形态优先的社会强制条件，却以高歌猛进的消费主义全球景观不断掩盖、屏蔽着各种变异和危机。曾仕猷不拘一格的独立心态，使他养成一种单打独斗的习性。他发动的是一个人的视觉文化战争。他以个人自觉的名义挑战、约架隐性帝国形态的洗脑共同体，试图以解构和批判意识形态符号为方式，实现对族群、社会、国家边界的文化超越。

　　曾仕猷生于福建。曾就学于台湾、日本、法国，后定居美国。曾仕猷是台湾第一代录像艺术家。在法国期间就投身概念主义和激浪派思潮的创作实践。他1960-1970年代拍摄的录像和摄影，早已广泛操练30年后中国大陆影像艺术家才纷纷使用的诸多技术、方法和形式，用以景观社会的文化批判。曾仕猷长期生活在欧美，其作品一直贯穿着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艺术的哲学省思，融合了中国传统文人超然的精神气质和欧美知识分子敏锐的逻辑锋芒。在曾仕猷的思想中，艺术可以解放人性。但是，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则由创作和接受、使用的社会情境所决定。在意识形态壁垒森严的所谓文明世界，艺术虽是一种国际化的沟通代码，却不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和意义。曾仕猷以现、当代艺术的自我实践和自主创新表明，只有具体社会语境中的艺术，才可以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沟通工具。只有把艺术付诸现实行动，才有可能改变、重构现有社会体制和规则，激发社会潜能和人的潜能。曾仕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艺术家。他所积累的大量的视觉文本，代表了不断推进、更新的思想践行，也昭示了艺术家对人性局限的一种个人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