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在当下的中国已不再全然是负面的代名词。有人甚至指出，人类的文明即来源于COPY(山寨)。从建筑设计到室内设计，从高科技工业产品到低端批量生产，从时尚珠宝服饰到家居生活用品，模仿国际最新设计潮流算山寨吗?模仿到怎样的程度、添加多少原创个性才能摘掉山寨的帽子?谁在山寨，谁在“被山寨”?

　　中国善继承，西方重反思。其实山寨现象不只出在深圳，也不只出在中国，如同三星之于索尼，如同新浪微博之于Twitter。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山寨就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

　　今日中国，尤其是珠三角区域，以代工生产和山寨生产而闻名。但随着创意产业的飞速增长，中国人也开始探讨原创设计给山寨模式带来的转型：如何从“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而同一时期，西方正进行一场基于网络资源共享的开放式设计(Open Design)运动，试图突破设计界版权保护对大众草根创意的壁垒。

　　无论支持或反对开放版权运动，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西方主流学术界对“复制”或曰“山寨”与“原创”的关系，正进行新一轮的反思，而“复制”根植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并不完全是消极和负面的。

　　基于对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复制”与“原创”的种种思考，近日，北京今日美术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DROOG基金会、深圳华·美术馆联合主办了以深圳为主要样本的“开放式原创：深圳经验”调研、论坛及展览系列活动。活动主办方和参与者试图集合国内外最顶尖的产品设计与生产的智囊力量，对深圳创意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调研，梳理政府、大众及设计师关注的一种文化焦虑，通过“开放式原创：深圳经验”的实施和讨论，为“深圳创造”乃至深圳创意文化在原创设计、品牌塑造等方面提供思路，同时加强人们对于设计知识产权的认知。

　　谁在山寨?谁在消费山寨?我们怎样对待山寨?与会的中荷设计名人说，我们从不想为抄袭“正名”，也不想因过分保护版权而挤压中小企业、个人设计的创新空间，而是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原创模式，不仅对深圳有用，对中国及世界范围内都有启示意义。这个野心可能很大，但非常值得尝试。本期创意年终奖提名，让我们聚焦建筑室内家居跨界设计的“颠覆概念奖”之“开放式原创”——“山寨”一词在被全国人民咀嚼了上亿遍后，似乎变得有些“名正言顺”了。谈“山寨”，用“山寨”的人也越来越理直气壮。国际顶尖设计基金组织荷兰Droog以及国内一流艺术机构北京今日美术馆设计馆和深圳华·美术馆干脆把深圳当作样本，深度调研深圳创意文化。12月12日至16日，相关调研、论坛和展览密集展开。晶报记者亲历了调研团队的“头脑风暴”，中荷各界创意人士觉得深圳设计就是“山寨”出来的，只是“山寨”的正面元素被挖掘得不够，他们试图从“山寨”精神里探寻出一种有普世意义的“开放式原创”模式——

　　山寨不全是负面的

　　12月12日，OCT华侨城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内，一场关于“开放式原创”的“头脑风暴”激情展开。“开放式原创：深圳经验”项目基于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以代工生产和山寨生产而闻名的现状，邀请了4位国内外知名设计师——中国深圳的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刘晓都、中国香港的跨界创意大师又一山人(黄炳培)、几乎成为荷兰设计代名词的Droog设计师Richard Hutten和Ed Annink，共同对深圳、广州、东莞、中山等地有代表性的制造商、销售区域存在的“复制”与“原创”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并举行论坛讨论。

　　“COPY”或“山寨”，对于中国、深圳已是“老话题”，经济学、社会学对此研讨无数，设计师又能做什么?虽然中西方设计师对山寨看法存在分歧，但大家有了个共识——山寨不尽然是负面的。他们试图基由对拷贝及原创的反思，梳理与政府、市民、设计师密切相关的文化焦虑，为深圳创意文化贡献智慧。通过“开放式原创：深圳经验”的调研，希望为“深圳制造”在高端原创、品牌塑造等方面提供启发，为设计业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思路，甚至直接解决问题。

　　今日美术馆设计馆馆长罗怡说：“我看到网上有消息说我们的行动是为COPY招魂。我想，有灵魂的事物不用招，没有灵魂的招也招不来。而且COPY中的创意内涵也不是一次行动就能解决的，我们更不是认为copyright(版权)不重要。相反，我们期待这个活动能提升并加深对创意知识产权的意识与认知。”

　　深圳最适合“开放式原创”

　　今日美术馆学术总监、清华美院教师、2011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策展人之一李德庚说，“开放式原创”主要针对山寨文化而言，在深圳做最合适。他认为，看当前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简单地用负面、批评的角度，关键在于态度。人们通常会发牢骚，但牢骚对现实没有建设意义。一件事情不全是负面的，“正面的有什么”是需要挖掘的。

　　“深圳作为新兴城市，设计文化有相当部分是‘山寨’来的，这很正常。但山寨不等于抄袭，它包含正负两面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要从生产和国际层面等角度找到山寨正面的东西。”李德庚说。他希望通过调研、出版、展览等方式，为山寨找到启示和出路。

　　为什么选择深圳?罗怡说，“山寨”是珠三角制造业面临的症结，甚至演变成世界对这个地区的一种文化印象。“但山寨这个被广泛认为负面的症结是否在解决过程中，或者与生俱来就潜伏着无限创意的可能?这是我们要发现和探讨的问题，我们期待对深圳、珠三角乃至中国和世界有所贡献。”

　　“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之前组织了一个超过半年的深圳设计创意产业调研和设计博物馆顾问项目，结论是珠三角设计业的发展一定要与原有的制造业基础相结合，才能相互繁荣，发挥能量。”罗怡说。

　　“中国喜欢继承，而西方喜欢反思，”李德庚说。他觉得“头脑风暴”中虽有分歧，但这种分歧不能简单地归为中西方观点的对立。他们希望融入一些对设计模式的思考，能起到明确的启示性意义。山寨本身也是一种模式，而不是一个个体的行为。以前对版权的过分保护，在鼓励人们创新的同时，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后来者的创造性，其实盗版也好，收取版权费也好，不一定是最佳的途径，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模式解决设计界的山寨危害，促进社会创意产业的整体进步。

　　全球皆COPY 求原创新模式

　　荷兰Droog基金会主席、概念设计教母级人物Renny Ramakers在当代设计界尤其是产品与室内领域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Droog创立于1993年，那时概念设计在世界范围内还未成形。1993年，荷兰Droog Design团队在米兰家具展上震惊世界。Droog在荷兰语中意为“干燥”，Droog Design意为“干货、没有虚饰的设计”，即摈弃繁复造型和装饰，让设计的创意和概念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示，以突出冲击力。Droog现在被视为荷兰设计的代名词，当年第一次参展的作品，许多成为家居设计史的经典，当年的年轻设计师中有数位成了当代设计的领军人物，包括马修·温达斯、赫拉·琼·金露斯、Richard Hutten等。可以说，Droog的风格影响了一代设计师。

　　Renny说，“我们知道在中国，COPY现象很普遍，这俨然成为中国的一个外在文化符号。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也在力图摆脱COPY的形象，积极地向原创方向发展，完成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变。欧洲现在关注的是一种‘开放式设计’模式，是对COPY，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山寨’进行重新解读，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概念，作用和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期望通过研究和展览找出新的创新模式。山寨不仅存在于深圳，也存在于全世界，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议题。”Renny说，目前活动还处在调研和论坛阶段，后期展览的内容和实体会逐步推出。

　　为什么是由美术馆与Droog基金来做这样一个活动?今日美术馆和华·美术馆方面都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城市中，美术馆、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挥文化耦合作用，让世界的设计师在此感受中国，让中国的设计师在此与世界合作，设计公益机构心同此理。其实华·美术馆作为国内首家以设计为主题的美术馆，一直关注对深圳本土艺术力量的发掘、考察与展示。早在2010年,华·美术馆就举办了《下单与出柜——大芬艺术生态个案呈现展》，关注号称“中国油画第一村”的产业化油画生产基地大芬村。

　　罗怡说，“当前世界各国的设计博物馆都处于学术与生存拐点，对山寨课题的思索，可能让我们在国际上有更多学术关注与声望。以深圳为主要样本的珠三角山寨文化调研，决策过程非常迅速，华侨城集团高管陈剑，华·美术馆的馆长栾倩、副馆长樊宁都对我们的活动表示了高度的热情与关注，由于调研发生在深圳，他们更积极推动了进程。”

　　山寨得有水平也算种“原创”

　　山寨的特点是什么?山寨是好是坏?山寨的界限在哪里?如何避免被山寨?中荷设计师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刘晓都认为，山寨的特点应该是非主流且便宜的。为了避免被山寨，他觉得快速更新可能是一种有效方法，让山寨跟不上更新的步伐，也让山寨的成本增加。Richard Hutten认为，这种更新可能在时尚圈特别明显。什么是山寨，什么是时尚的跟风模范?这二者的概念也应该做一个区分。

　　李德庚也认为，每一个创新都是建立在公共知识传承上的，哪怕是微小的创新。其实语境比形式更重要。他建议，改变设计流程，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不是COPY。另外，“抄”得更有技术含量，更有创新性、有很强的个人原创概念的也应该不算山寨。他建议，为避免被视为山寨，可尝试打出“引用自×××”。

　　Renny则反问，如果一件产品诞生中的每个环节都不一样，但结果看起来却一样，不算山寨么?罗怡也表示，她赞同有些艺术家有很强的个人思想，不会让人认为是山寨，比如陈丹青，但是有时有的艺术家为保持自己的艺术风格，甚至经常COPY自己的成名作品。

　　又一山人(黄炳培)更倾向于关注山寨文化的伦理问题。他认为，在许多人眼中COPY就是一场灾难，在法律上也无法得到保证。比如，OCT里的emoi(基本生活)，一些人就说是中国的“MUJI(无印良品)”。它到底算不算山寨?我们试图做的就是在现有框架里找到突破点。

　　刘晓都则说，其实日本的设计也经历了几十年的山寨时光。有时候山寨是因为“你没有选择”。而用山寨似乎也不能过多指责消费者。对消费者而言，很多时候消费的产品只有几种，摆在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只能是要或是不要。国外有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中国就有百度、开心网、新浪微博、优酷，个人用户能不用百度、抵制新浪微博，以示对原创的尊重吗?

　　Richard Hutten是一个擅长用作品表达的荷兰设计怪才。在“头脑风暴”会中，Richard只是见缝插针地发表几句言论，他表示，“我讨厌COPY，但也相信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东西”。他在当代设计界有不可动摇的地位，Berlage椅、Domoor马克杯、Z 型椅等作品已成为超越当代的经典设计。最近，韩国首尔还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设计大学。

　　荷兰政府设计基金会总监Ed Annink曾经是Gerd Arntz的主席，还是著名设计团体Thinkthank成员。Ed发言也不多，因为“初期阶段我更愿意倾听中方设计师的声音”。他表示，山寨无疑会损害版权所有者的利益，看到中国对山寨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客观，他不希望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和满足，而是能从中找到建设性的方案。

　　对于展览，李德庚说其实创作内容和硬件条件都不成熟，但是团队通过实践、分析和研讨，针对地域性特点对深圳文化进行了梳理和研究，结合国际“开放式设计”的发展趋势，希望呈给大家一个立体丰富的展览。罗怡透露，他们还想做一个三站的国际巡展。在整体调研结束后，“我们也许还会发起一场设计运动。相关内容我先保密。”罗怡笑言。

　　大芬村案例：

　　“文明始于COPY”

　　从12月13日到16日，中荷设计师分别对位于深圳的世界最大电子配件生产厂商、深圳大芬油画村、华强北电子城、深圳平湖模具厂、东莞万丰工厂、中山三木灯具厂等10余个地方进行了调研。

　　12月13日，记者跟随调研团队一起去大芬油画村考察。之前期待看到的“流水线”式作画场景在这次调研中已经无法看到。据大芬村油画管理办公室艺术总监梁剑介绍，两年前这里还有大批画工集中在一起集体画画，现在由于租金太贵，以前整体承包的业务已经分包给各个画廊，画廊再找画工去画，所以很难见到“壮观”的全景。

　　Renny对油画村形形色色的椅子充满了兴趣，不断地拍照。她说，这里有以前没见过的有趣又好玩的东西。Richard则兴致勃勃地找了一家画廊立刻下了份订单——COPY他的烟斗。

　　“我们说深圳的山寨文化，大芬油画村可谓典型。其实，这个COPY还是从香港传来的。”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刘晓都说。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大芬油画村第一人”的香港画商黄江将油画生产线带到了大芬。经过30年的发展，大芬油画村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油画商业化生产链，租金日见看涨，每平方米租金达上百元甚至几百元。以前大芬村的油画销售海外客户占据多数，现在国内国外几乎各占一半，由此可见COPY给大芬村带来的变化。

　　刘晓都甚至认为，文明来自于COPY。他说，以建筑为例，欧洲各个国家的建筑都能找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只是在COPY的同时，各国设计师加上了一些新的创意元素，有的加得多，有的加得少。中国的COPY现象非常普遍，很多是在LOGO上面鱼目混珠，比如茅台酒的山寨版“茅合”酒，一些服装品牌则在LOGO上通过变形混淆视听。还有iPhone的山寨版手机，换个电池，变个形状，其实内置技术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