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木版年画历史悠久，自形成发展至今已逾千载，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绘画形式。尽管年画本身承载着大量文化、艺术信息，传递着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神与地域心理，如今的年画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从年画传承人到年画的销售，再到存世的画作与画版，无不处在亟待保护、整理、研究的窘境中。即便是在那些大名远扬的年画产地，比如杨柳青，保护的紧迫性也丝毫没有减弱。

　　杨柳青作为我国重要的木版年画产地，并非只在镇上绘制、销售年画，而是有两个中心存在。一个在镇上，另一个却一直被美术史家、年画学者所忽略。它位于杨柳青镇南，即如今的张家窝镇及周边一带。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村庄都开有许多画店，村庄里的村民可以说个个是绘制年画的能手、高手。这一区域即“南乡三十六村”。人们所熟悉的那句俗语“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说的就是这个神奇的地方，而非杨柳青镇。

　　无论是在杨柳青镇还是在南乡三十

　　六村，昔时都曾布满大大小小的年画店和作坊，这从流传至今的年画作品以及年画传人处可以得到印证。若谈到杨柳青年画的核心，便不只是画作本身，更是这些画店以及为其绘制年画的艺人，它们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年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虽然学界一直不乏从艺术角度对年画进行研究的专家，但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研究杨柳青画店历史的人，目前却不曾出现过深度涉足者。笔者以为只有全面掌握了画店史，才能使我们对年画的认识更鲜活更充分，而画店史的写作离不了对传承人的口述史访谈。

　　“义成永”是今日“南乡三十六村”所留存的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画店，是昔时众多画店里极为重要的一家，这样说的原因有二：其一，从历史角度看，“义成永”画店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精美的版与画的遗存，反映出该画店昔日的规模之大，影响力之广，艺术水准之高;其二，从现实角度看，曾经盛极一时的南乡年画业，如今已很难找到些许实物遗存，画店、老版、老画、工具、材料等等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更不肖说“活态”存留---传承人。面对这一尴尬现实，过去遍布画店、画师的南乡地区今天只能交白卷，唯有“义成永”可以诉说这个地方历史上确有过的辉煌。画店88岁高龄的传承人杨立仁可以说是如今健在的农耕时代杨柳青画店唯一的传人。

　　为杨家后代经营的“义成永”画店进行细致的田野考察和口述史访谈，就是为该区域的画店梳理可供参考的画业史，因为“义成永”是历史上“南乡三十六村”众多画店的缩影。

　　翻阅关乎中国年画史尤其涉及杨柳青年画史的书籍，能够明显地发现，对于南乡三十六村昔时繁荣的年画业，多者只有寥寥数段文字叙述，少则仅用只字片语简单代过。即便是在地方志中，也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难道一个曾经火爆的年画制售中心，真的已被历史遗忘了吗?昔日辉煌的年画业确实消失了吗?

　　加之近几年在城镇化的催迫下，整个南乡地区已陆续面临拆迁，“义成永”画店所在的南赵庄村也不例外。如果今天不尽快为之做详尽的调研，明天面对拆光的村舍、遍地的瓦砾，如何记录，又何谈研究?

　　倘若不是身在城镇化建设的狂潮中进行调研，我无法相信推倒一座村庄竟是件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其速度又是如此地迅猛。昨天还站在老屋中与村民畅谈，今天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挖掘机将老屋捣成残垣断壁。每每经历此种场面，心中总有阵阵的痛楚袭来，因为随着村庄消逝的还有在那片土地上世代传承的生活习俗、历史记忆以及五彩缤纷的花样艺术。面对这种情形，我所能做的只有加快调查的脚步，在南赵庄最终消失之前，力争做到全面且彻底的文化调查，为“义成永”画店书写历史。

　　毋庸置疑，今天的民间文化在社会文明转型期中，时常陷入种种困境，因为滋养其生命的土壤不断流失，即文化空间发生巨变，这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化在流行文化大行其道时，很难为自己的传承寻找空间。要对“南乡三十六村”的年画历史和现状及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作全面地探讨，必须熟悉当地年画的古今嬗变，明确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需要从大量材料和实际调查中获得。当我多次走进田野中才发现，呈现在我面前的“活态”画乡与艺人和那些曾经在书籍文章中被描写到的对象，似乎很不一样。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他们的现状也在不断改变。也许多年前某地的某一“非遗”项目经历过全面且细致的调研，但是时至今日，其普查的结果可能早已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到了亟待“抢救”的地步，比如“南乡三十六村”的年画业。

　　我们知道，如果学者不能持续不断地走进田野，深入田野，便不能获得最鲜活、最真实的材料。我们可能不知道，如果今天安心坐享一劳永逸式的调查结果，最终会导致古画乡---南乡三十六村，其文化生态随着村庄的消失被连根拔起。倘若那样的话，南乡地区覆灭的历史记忆日后我们将到何处去寻?

　　马知遥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艺术学博士后

　　王坤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