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观筑沙龙第10期《城市因何而生?》在华侨城创意园旧天堂书店举行。OM A建筑师、BAO联合创始人何宛余从古代原始城市开始讲起，通过比较影响东西方城市构成的关键因素，反思当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现状。

　　在何宛余看来，古代西方城市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是一种自下而上、市民自发建造被统一在大的政治规划之下，而中国古代城市例如长安则是有着“九经九纬”这种强烈的规划痕迹，是自上而下的集权所为。西方城市看重市民性以及公共空间，却是中国城市最大的缺失。这种历史上的缺失在当下的深圳是否能够弥补?城中村在深圳又该如何发展?

　　记者：你对深圳城市发展现状怎么看?

　　何宛余：这必须先了解深圳发展的历史。深圳先后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前的后现代性时期和90年代后的第二现代性时期。两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的不同造就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急剧变化。上世纪90年代前，深圳因与香港以及通过香港而吸引到的外资的合作而快速崛起。由于港资和中资的相互作用影响，罗湖区的物业产权相对疏散，并因此形成了一种相互对话和妥协的城市空间氛围：密集的高低错落的大楼，尺度多元的街道以及后现代特征明显的建筑。

　　记者：那么福田与南山呢?为什么出现跟罗湖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格局?

　　何宛余：上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与建设罗湖时不同，初期投资福田物业的大多是发展起来了的大型国有资本，在统一的统筹规划下，一系列以莲花山中轴线为坐标的带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应运而生。尺度惊人的市民广场与纵贯东西的深南大道夸张地展示着城市新区的活力。

　　然而，近几年中小型创新、创意、创造型产业迅速成长，此类以人和知识为依托的产业需求更加人性尺度的空间，这让中小尺度空间在城市中的实践和探索得以发展，比如华侨城创意园等。但是，也需要看到快速建设带来的快餐模式对城市的影响。比如原有城市肌理的拆毁，忽视城市语境的快速地产开发项目的大规模兴建等。这种新自由主义市场下的建设逻辑亦是导致城市同质化，缺乏自身性格的原因之一。

　　记者：你觉得现在深圳公共空间方面做得如何?

　　何宛余：从西方视角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中国都城发展中缺失，但是，此种公共议事的空间却在王城范围之外的村落中发展起来，比如祠堂。深圳保有的城中村很好地继承了这种自治议事的社会架构及其空间组成。因此，。而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更准确说来是种集合空间，形式虽然相似，但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用于公民议事，后者用于日常交流。提供这类集合空间的公共场所如图书馆、广场等，虽在深圳数量众多，但因其相对集中，单体巨大，特别是中心区的市民广场，愿景宏大但却很难真正服务于整个城市，为居民日常使用。因此，社区型的公共场所因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更好的发展。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深圳城中村?

　　何宛余：第一次到下沙时候，我完全震惊了，就像是到了意大利的某个小镇。那种空间尺度非常适合人居，是真正地为人而生的，不是为车辆、为政治而生的空间尺度。之前的深圳给我的印象非常宏大，感觉深圳是尺度被无限放大的城市。但到了下沙，就回归到了一种人性的尺度，感觉到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不是渺小。这样的空间对于个人意义上的个人来讲是值得被保留的。从社会意义上来讲，外来务工人员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如此生活便利、低成本的地方。这些城中村为深圳外来务工人提供了非常好的生活支持点，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城市生活的接驳点。这些呈群岛状分布的城中村很值得保留。

　　记者：对深圳而言，传统街道文化的缺失似乎已成定论，如何在高楼大厦之中体现深圳的城市性格呢?

　　何宛余：地标建筑表述的是某个时刻在城市相片上的单个闪耀记忆，当这种闪耀点逐渐多起来后，我们将面临满天繁星，其实也就再次回到了无标志性的起点。要看到城市同质化背后的原因是城市建设逻辑的相同性。城市同质是因为表现出的性格相同，而不仅是外表相同。须承认，第二现代性下的世界是趋同的。但我们可以思考：如果城市有着自身清晰的城市定位和城市性格，那么城市是不可能同质的。

　　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具体说来，如何保护城中村，是急需面对的课题。它们的存在与当下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城市开发策略相悖。但试想，如果没有了城中村的深圳，展现的会是怎样城市性格?正襟危坐的?让人望而却步的?这当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多元的、包容的、人本的深圳。

　　其实，前面提到城市的空间形态与城市机制及其城市定位息息相关。深圳目前在向创造型城市转型，需要创造更多以创造的主体———人为主导的空间，追求更为多元、层次丰富、尺度宜人的城市空间。恰恰，这种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将体现深圳的人本城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