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步入书道，数十年矣，得益于敝省博物馆之所藏也。斯馆所藏古之法书，数以万计，实乃可观。余每闲庭静坐，观之品之，一丝一缕，虑于心而悦于目也。然久而久之，似非面对其书，而脑际则浮想其书家之为人也。其为人，虽神采若现，然转瞬间则又逝矣。视其书乎?见其人乎?余尤欲想见其为人也。想见其为人者，非余意想见诸其为人也，乃余欲想象之中得睹其为人也。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尽斯意也。

　　余观古之书法大师之作，每每凝神静思，未知其神韵所由生也。然清秋，浓夏，冬至春来，年年观之品之，则久而斯意转矣。斯时又观其书，皆非书法，乃书家之灵性也。张旭醉后作草，非酒兴促其草书而成，乃酒抵御了人生之压抑，释放其狂灵，而狂灵一跃，才华顿生，书则入佳境也。夫此灵性，有天生而得之，有后天而成之，此天生而得乃至后天而成之灵性，如同宝镜，生活之像映入其中，珠光宝气油然而生矣。

　　古之书家，虽各有自家之风魄，然均有更古之师者得以师焉。此师古之道，亦入之出之之道也。昔怀素得张芝之空灵，鲁直又学怀素之豪放;东坡师右军之飘逸，放翁又学东坡之风度，千古书家，以古人师古者，难以胜道。余之师古，不敢弃古人师古之道，殚精竭虑，少有得耳。余虽驽钝，然亦步亦趋于先师也。余之行书，远追『二王』之神韵，复慕觉斯之法度;余之隶书，则竭求《张迁》之古朴，亦好撝叔之笔意，朝思暮虑，从未敢须臾而疏殆也。余观其书，犹如文与可之观竹，观竹必求竹之入于脑也，而观书亦必求书之入印于脑也。所谓『舆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吾辈作书之时，胸中亦须有古之大师之书意也。如骆驼食草，食腹中之草，而非身外之草，此乃反刍之功也。得此反刍之功，即可谓入而出之者也。人云『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书风』，乃为常理也。古而至今，未有脱却时代之羁绊者也。然今人每言时代之书风，往往忽视师古之道，而步入歧途也。夫以盛唐论，书家辈出，风格各异，然终未离却『二王』之书道。故古人师古之道，实乃余学书之真谛也。

　　东坡居士有言曰：『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此千秋之至理名言也。寓妙理而未得豪放之气，是谓冬烘先生也;出新意而了无法度，是谓葫芦大措也。然脱略法度亦无气力者，其书令人有烦躁之感，皆以其浮躁而无根也。夫无根，即无师古之功力，无古贤之气韵，无千秋之传统。夫天地万物，古今万事，岂有无根柢、无源泉而生成者乎?中华书道，千秋之传统，则如木之根柢，水之源泉，若弃而舍之，岂非如断线之风筝者乎?夫风筝断线，看似扶摇于青云之上，转瞬间则卒然栽头落地，此正属离失古道之书法败作也。余集数十载之体悟，每每作书之时，从未忽视此理也。

　　孟子曰：『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尽此浩然之气者，乃文章之本也，亦书道之本也。凡精湛奇绝之书作，皆此浩然之气所使然也。此气生乎天地，蕴乎吾心，注乎吾笔而书乎纸上也。古人云作诗功夫本在诗外，同此一理，作书功夫亦在书外。怀素深通佛理，其书则有书卷儒雅之气;东坡出口成章，其书卷之气自然洋溢于字里行间。千古书家，唯此乃得风魄，乃成书法大家也。然而书道博大精深者，乃书法大家之所为也。有志成其大家者，宜与古人争高低，不宜与时人争胜负。倘只求眼前，不思往古，只求精巧，不求博大，终难成为大家也。昔人云：『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尽斯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