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呼吁深圳有关部门应当从繁荣深圳文化、加强文化积累的高度去抓收藏，做实事;呼吁民间社会率先行动起来，加入公共收藏的行列。

　　●我们倡议从2012年开始，将收藏部分优秀作品当作大型展览结束后的惯例，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如收藏资金落实，可仿效国外美术馆的做法，每届展览举办时可组织专家委员会，以讨论具体收藏作品的名称。

　　●我们呼吁城市各大公园等公共空间管理部门也积极加入收藏来，共同为积累深圳城市公共艺术作品添砖加瓦。

　　●我们相信一些优秀作品如果永久展示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肯定将大大丰富城市公共区域的空间品质。

　　4天、1个月、3个月，这分别是深圳三大文化活动文博会、创意十二月、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举办期限。不论规模再宏大、展品再丰盛、举办时间再长，也终逃不脱“曲终人散”的命运。2011的双城双年展就是眼下的例子。活动落幕，展品落寞，被回收、被遗弃，甚至有些面临着被毁坏。如何让这些文化盛宴的影响力持续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地释放它的能量?公共收藏或将成为延续这些会展艺术生命的全新探索。

　　3月3日，由本报主办的“城市空间与公共收藏”沙龙在华侨城香舍会举行。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深圳知名文化学者胡野秋、先锋城市营运专家罗雷、中国杯帆船赛副总经理晓昱、著名设计师张达利、著名纪录片制作人邓康延等多位深圳意见领袖出席该沙龙，沙龙上鲁虹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关于城市艺术作品收藏的倡议书》，并得到与会者的附议与认同。沙龙上还进一步探讨了城市该通过何种机制保存、收藏自己的文化财富，城市公民该用什么心态面对“后展览”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也是“南都城市沙龙”的第一期，该沙龙今后将持续对城市与文化问题进行关注。

　　让公共收藏勾勒出城市文化生长年轮

　　有这样一个故事，让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至今提起还耿耿于怀。

　　那是上一届的双年展。有一位很有名的壁画家在市民中心二楼停车场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画。市民大爱，反响很好。双年展结束后，主办方就开始游说这名画家，能不能把这幅画留在深圳?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我只是参加你的展览，并不等于这幅画送给你们。一定要把这幅画铲除掉!”

　　美好的愿望遭遇了冰冷的游戏规则。在壁画变成废物垃圾之际，孙振华的情绪中不仅是忍痛，还有一种制度不健全的问题留下的遗憾。

　　“每一届双年展完毕之后，都有好些作品被毁。”这成为他倡议发起此次“城市空间与公共收藏沙龙的初衷。

　　在孙振华看来，收藏就是两类，一个是私人的收藏，另外一个是公共收藏。而公共收藏里一类是美术馆式的，这种多数时候是在馆内藏起来，定期展示。而另外一种就是与空间结合起来，更多是与公共意识结合起来的公共收藏，亦是此次沙龙所指向的公共收藏。“我希望通过南都这样的沙龙，让公共收藏的概念能够深入人心。我希望这是城市沙龙一个很好的开头。话题涉及到城市需要收藏吗?如何收藏?怎么通过一个机制、制度保证收藏?收藏了以后，我们怎么管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去经常讲文化创造、文化产业，最后怎么把它管起来?谁来管这些收藏品?而且怎么样通过收藏的行为让市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一个提升?善待这些作品，这都是问题，而且它是个公共话题。”孙振华说。

　　中国杯帆船赛副总经理晓昱认为，公共收藏应主要针对当下的作品收藏。“在很多的古老城市中不需要公共收藏，随时都有。但是可能在这样年轻的城市里，恰恰需要我们从政府、民间、个人倡导。”

　　正如文化学者胡野秋所言，人类历史永远就是记忆和遗忘的对抗。人们一方面在产生记忆，一方面在破坏自己的记忆。而我们现在以建设的名义在破坏。“保存这样的公共收藏，实际上是在保存城市的记忆。”

　　仅从刚刚结束的2011双城双年展来看，共有60件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优秀作品(这还不算外围展)，在各界努力下，已经有15件确定存留于深圳，成为城市中永久的记忆。可以想象，每一届双年展、文博会、创意十二月或者其他公共文化活动的展品倘若都有其中的部分可以被保留，成为城市文化生长的年轮，亦像是城市生活的层积岩。

　　现身城市空间的公共收藏品需考虑市民性

　　米丘，著名的环境艺术家。2011年双城/双年展上，他的两件作品《幸福·十年》、《幸福·造物》出现在了莲花山公园平台上。按照惯例，双年展一旦结束，这两件作品就必须撤离展场。但事实上，从他作品开幕那天，就有市民要求是否能保留，特别是那件《幸福·十年》。因为，它与大梅沙羽翼人一起建构起一种有关愿望、有关幸福的追逐，而这是深圳人这十年来共同的情怀。

　　与深圳渊源颇深的米丘经历了深圳多场重量级的文化活动，同时亦在感慨，深圳做了很多的艺术活动，但回头看，这些过程没有被保留。“这不像上海、北京有文化收藏的概念，能建立一个系统的社会档案。而深圳存留下来的记忆不多。”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据米丘透露，《幸福·十年》已被保留。

　　与《幸福·十年》一起被保留的15件本届双年展展品将被重新组装，加入到深圳市民日常的生活中，延续着艺术的生命。这开启了公共收藏的序幕。不过，实施起来并不简单。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公共空间适合摆放这些收藏?事实上，并不是大把公共空间争先恐后地争抢这一殊荣，而是很多空间害怕担责，拒绝收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在这里滋生，公共收藏品“秋后团扇”的落寞与尴尬。

　　城市空间是否就是提供公共收藏生存的天然土壤?城市空间的个性与公共收藏的特性之间能否完美地对接?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于长江认为，公共收藏虽不能是全部放在城市空间内，但很重要的一个去向应该是城市空间。“现代意义的城市空间本身就有很强的公共性，这不仅是地理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乞丐、朗诵者、卖唱者，不管什么人都可以进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收藏要与城市空间所匹配，要有社会意义上的功能。这就意味着，这不仅是艺术性，而是需要综合考虑艺术的社会学趋向，注意到收藏品的社会性、都市性以及市民性。”

　　事实上，在于长江看来，不仅是纯粹的诸如广场、绿地之类的户外公共空间，在银行、医院、警察局的空间内也可以成为公共收藏品的“领地”。曾经在欧洲某城市的银行里，在从大门通往柜台的走道上，于长江就发现，在走道的一侧摆放着古老的摄像机、相机。虽然这些展品与银行的业务毫无关系，但由于它承载着城市自己的历史与感受，显得自然且惬意。

　　知名时装设计师计文覃提出，解决公共收藏和城市空间的结合问题最主要的是体制的问题。“怎么样有一个机构促成这个事情?公共收藏在这个城市怎么布局?这些都是牵涉到哪个机构来办的问题。”

　　公共收藏面临诸多困难， 拷问城市责任感与包容度

　　此次沙龙的另外一位发起人，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在沙龙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深圳这么多年中，雕塑院和何香凝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深圳画院等其实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展览。例如我们做现代水墨展。香港美术馆馆长来之后也不看展览，只来收购作品。最后，他收了1/3的作品。而我们花了很多钱办展览，办完了就结束了。”鲁虹言语之间不仅充满艳羡，更是透露了另外一些细节，“深圳有个文艺基金支持收藏，但是一直到现在全部用不出去，因为它制订了一个到现在都无法进行有效操作的程序。简单说，申请收藏作品从打报告到最后批下来，最少需要8个月时间，章要盖十几个，审查又要很多人，还要请外地、内地专家开会，搞了无限的麻烦。”

　　鲁虹所言的是将公共收藏的希望给予政府的当下所产生的困境。其实，公共收藏进入城市空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城市收藏?谁来提供收藏的资金来源?谁决定?通过什么程序决定?涉及到的公共空间的归属机构是否愿意管理、维护?这些作品市民会用何种态度看待?……正如孙振华所言，这件事是在拷问整个城市有没有足够好的担当，有没有更包容的态度去善待艺术。

　　关于这系列问题解决的关键———运行机制，当天沙龙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赞成政府主导，通过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然后建立一个深圳公共收藏的系统，按照这个路线来推进。于长江认为，当下最有意义的就是游说政府，“让政府明白这件事的紧迫性。而且，必须保证在语境下，让政府与公众相信公众收藏是公众的、认真的。成立评选团的关键是要把选择的结果、荣誉与专家个人的名誉相结合。全公开的，让全市市民都知道这个雕塑、这个装置是谁选出来立在这的。专家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声誉，不得不去听取市民的意见。这就是公共决策的公共性。”

　　而以胡野秋为代表的另外一批人则主张公共收藏要以民间为主，主要通过民间的力量，最后来影响社会，来反推影响政府。胡野秋认为，需要民间先动，向深圳的全体市民发表倡议书，或者说政府与社会的一份倡议书。所以必须要由民间来推动政府，然后政府顺意民间。胡野秋概念下的公共收藏委员会可以是松散型的，各界人士都有，但是主要以艺术家为主。他建议，“委员会提前一年就在深圳各个地方，各个区、镇推销。一定要让艺术家的价值与价格发生关系，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收入，才会给你作品。而指望着艺术家将作品赠送给城市绝对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晓昱则把目光放在了介于私人收藏和政府收藏的中间公共地带———企业，“有些企业有一定的意识、实力和鉴赏力，如果他们联手做，形成一些公共的基金，可能从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效率上会更好，因为这些企业家更懂得基金的运作、管理，不会如同政府那样繁文缛节。”

　　而先锋城市营运专家罗雷则直接将温哥华的例子介绍给与会者。1986年世博会后的温哥华，专门成立了专业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分三个部分，所有的公共艺术对应与公共收藏相关的，它分为社区、公营、私营。其实投资最大的是私人公共空间的艺术。”不仅如此，罗雷还指出，“深圳未来5年有40个综合体要出来，有将近2万平方米的建筑。如何把民间和私营的力量利用到公共收藏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力和渴望。”

　　与会者发表倡议书，唤起公民收藏意识，收藏城市的过去与未来

　　对于深圳当下实施公共收藏面临的颇多难题，究其原因并非是单纯的体制造成的，也非是城市毫无公共收藏的基础。事实上，在这个城市中存在着很多民间的私人收藏者。深圳知名纪录片制作人邓康延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在华侨城创意园举办了一期“国家记忆展”，并邀请了四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樊建川一入深圳古玩城就买了50多个B P机。因为在樊建川看来，这些东西身上都是保存记忆的印证。“我认为民间收藏是非常丰沛的。就像我一直收集民国教科书，就很希望找个好地方，把它捐出去，让每一代人看到当年读过的课本。”

　　对此，孙振华认为，邓康延所讲的是公共收藏来源除了各个展览展品之外的另外一部分。“我们看到好多大的美术馆、博物馆，它的藏品都是私人捐赠的。”而鲁虹则认为私人收藏捐给国家在税收制度上有着难以实现的实操性，“中国现有的税制已经把收藏家的意识限制了，就不可能像美国大都市博物馆一样，某某捐赠一个馆，因为一旦捐献就立马有人查税了。”

　　于长江认为，公共收藏面临的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尚未意识到公共收藏的重要性。“从公共收藏本身来说，从公共渠道收集展品才是稳定的长久之举，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收藏的转换上。”于长江说，“正如樊建川会意识到B P机的价值一样，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才会唤起大家的收藏意识。实际上，公共收藏的价值不仅是社会的、文明史的，也是政府功绩的、公共投资的。特别是最后一点，公共收藏的投资意义会被忽略。我想，如果有个小区收藏了一个大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倘若有一天经济大萧条了，小区通过拍卖这件作品，缴纳了全小区居民两年的社保。这种公共收藏也会成为这个社区的社会保障。”

　　而香舍女主人麦广丽认为，市民在提升到公共意识之前，必须要先有一个观念，对艺术的价值、对人生的理解，才会更好地接纳公共收藏。知名设计师张达利则认为，公共收藏是需要突破当下保存档案与历史的思维桎梏———现在的城市记忆大多都停留在影像方面，纪录片、照片，而没有意识到公共艺术以及城市建筑、风貌本身的层面。

　　正如沙龙与会者发出公共收藏的倡议书上所写的那样，“公共艺术作为一种日趋重要的文化形式，在成为城市的符号与象征的同时，也承载着彰显城市地标的作用。从世界的范围看，将公共艺术介入城市空间，已是国外很多城市普遍的做法。事实上，公共艺术为凝聚城市特色、维系都市空间、感知城市品行、承载公众的理想、凸显城市的性格，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深圳需要公园、广场等城市空间共同承载起收藏公共艺术作品的生命，也需要市民有公民意识善待这些作品。知来路，识归途，这些公共收藏品上记录着城市文化生长的肌理与脉搏，也在收藏城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