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1973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慎氏镇浏涧河南岸，现存于河南省偃师商城博物馆。高1.54米，宽0.8米，厚0.12米。石券为一粗略修整的长方形毛石，表面坑洼不平。其一面阴刻隶书，共12行，每行字数不一，最多的末行27字，最少的第8行仅14字，全篇共212字，个别字漫漶不清。其释文如下：

　　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乃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容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约束。单侯、单子阳、尹伯通、锜中都、周平、周兰、□□、周伟、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单力、于稚、锜初卿、左中、□□、王思、锜季卿、尹太孙、于伯和、尹明功。

　　此石券在发表之后，引起研究汉代社会经济史的专家们的极大兴趣，先后经过黄土斌、宁可、俞伟超、刑义田、林兴龙等人的释读和研究，其意义逐渐明晰。这篇石券文字内容，是关于东汉侍廷里的祭尊于季、主疏左臣等二十五人组织了“父老僤”的民间公社组织，集资买田82亩，借与里父老，解决其经费来源，并具体制定了土地的收入、继承、管理和使用等问题，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关于东汉社会基层组织和经济、土地所有制度等的重要文献，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这件石券的书法水平也极高。由于以往拓本流传极少，一直没有得到原大精印出版，所以还未能在书法界获得广泛的认识。流传至今的汉代隶书字迹，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金石铭刻，二是简牍。刻石包括碑刻、摩崖以及墓室题记等多种类型，尤其是碑刻和摩崖，一般都是官方或者世族大户参与组织，由当时的书写名手认真书写、优秀工匠精心镌刻的，所以代表着当时比较好的书刻水准。另一类是近百年来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墨迹，其优点是没有经过刻手和岁月风化剥蚀的影响，透露出汉人真实的书写状态，但却未必是当时最好的书手在严谨状态下的书写。两相比较，则是我们现在学习汉代隶书的最好方法。

　　汉代的隶书，从出土的简牍看，在西汉中期已经完全成熟。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简牍帛书属于西汉早期，属于典型的秦汉之际的古隶书，虽然尚带有一些结构上圆包式的篆书意味，但总体已经趋于方折，波磔笔画舒张伸长。敦煌所出土的汉武帝时期《太始三年简》(公元前94年)，字形基本呈扁阔形，笔画取横势为主，字中长横画表现为“蚕头燕尾”，撇捺左右舒展，典型隶书的笔画特征已完全形成。到西汉晚期的简牍上，已经出现类似东汉中晚期碑刻上习见的典型汉隶。

　　目前存世两汉刻石或原石已毁佚而拓本幸存者，共400余种，其中绝大部分属东汉时期，尤其集中在东汉中后期。中原地区的碑刻，往往精选质地上佳的石料，精心打磨、书写、镌刻，因此风格比较精美秀润。而东汉刻石的另一大宗摩崖刻石题记之类，则是在粗砺的天然崖岩或石条上略加磨冶，书刻文字以叙事纪功，或物勒工名。因此，这类刻石一般字径阔大、不事雕琢，其粗旷雄浑、磅礴大气为一般简牍墨迹和刻石文字所远不能望其项背。《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形态上虽然近于碑刻，但石券未经精细修整，表面坑洼凹凸不平，书手在石上直接书写，笔画、字形因石面形态而自然生势，刻手也并不进行精细地雕琢，往往大刀阔斧直接凿刻，因此书、刻风格与摩崖题记更为接近，如《开通褒斜道》、《西狭颂》等。

　　就形式风格而言，《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在章法上的特点是典型的“有行无列”。并不是像典型的汉碑那样，单字严格地书写在方格之中，而是直接顺势写下，与简牍的自然书写状态接近。字形结构以方整宽博为主，或长或扁，笔画的组织疏密不均，字的长短不一，有笔画繁而压扁者，有笔画少却拉长者，看似纯任自然，却又构成了整体章法上线条排列的疏密对比，是其匠心独造处。这一特点，与刻于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0年)《祀三公山碑》非常相似，尽管《祀三公山碑》属于典型的汉篆，而《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却是隶书，二者却拥有着近似的形式构成的特征。

　　《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与《祀三公山碑》相似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由于石面凹凸坑洼不平、刻手率意凿刻以及风化侵蚀造成的拓本墨色斑驳离奇，这种所谓的“金石气”在清代碑学兴起以后，形成非常独特的审美嗜好。民国著名书家、碑帖鉴赏家张伯英，曾在跋《汉三公山碑》中有精彩的表述：

　　忆予弱冠时馆徐州道署，所居石仓书屋，以石墨巨幅张之四壁。一日邓熙之先生偕诸友相过，客指《国山碑》曰：是安有字者。予曰：试静观之，审谛愈久，字亦愈多，即极漫处亦有云中鳞爪变化不可方物。熙翁抚掌曰：非癖金石者不能道此语，岂唯《国山》。

　　凡巨碑皆不应割裁，字字于错综处见精神，全碑之精神亦轩豁呈露，如亲见作者据石洒翰踌躇满志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