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超鸿，普遍的舆论焦点是他的高龄，逾古稀尚志千里。

　　这实在是一种浅层次的解读，志向属雄心范畴，与才情无关，它是一种态，而不是一种姿。刘先生显然是一位在陶瓷艺术路上有追求的人，虔诚，且执拗，笃信“艺无止境”的信条，不问春华秋实，只求日益精进。对这样的艺术狂徒，仅有精神的肯定是不够的，他更需要的，应该还是艺术层面的肯定。

　　艺分两种，一曰天分，一曰天工。

　　综观人类文明史，艺术长廊里，“天分”与“天工”其实都不可或缺，也许有偏重的地方，但终究不过是此消彼涨。达·芬奇让一女子的微笑敷陈于架上，米开朗基罗赋予巨石以生命的力道，居斯塔夫·埃菲尔将11500吨钢材架构在巴黎的塞纳河畔，800年前的忽必烈为北京规划出一条伟大的中轴线……种种，既是天工，也是天分的产物。

　　时人赏艺，重天分而轻天工，显然是一种偏颇。

　　这种偏颇在景德镇尤甚，分明是一种材料与工艺的结合，却屡屡被渲染成才情与激情的涂抹，其根源自然是当下的浮躁与妄动，大家似乎浑然不知，传统景德镇的陶瓷辉煌其实全部来源于它的“耐得住寂寞”。回望“珠山八友”年代，几位志趣相投的“红店佬”自然结社，以技会友，今人对他们最大的神往，应该就是当年那种萦绕在“珠山八友”间浑然忘我的神仙境界。

　　我们今天匮乏的，正是他们当年的那点心无旁骛。

　　刘超鸿先生有“东方神筒”的美誉，其堆雕笔筒，师法传统工艺技法，却完全是从现代审美情趣出发，生动、自然，在对材料的尊重、礼遇与娴熟拿捏的同时---这应该是刘先生长期浸润于陶瓷领域的结果---更将工艺的精湛程度演绎到鬼斧神工的境界，这一境界的抵达，无捷径而多坎坷，必须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力与劳心。

　　如此艰辛，自然无法量产，所以刘超鸿作品多为孤品。

　　高龄的刘超鸿已经无法继续他“东方神筒”的辉煌，他不得不放下刻刀，拿起画笔，昔日扎实的绘画功底，让刘超鸿得以继续他的陶瓷艺术追求。他的瓷板画有着与他年龄完全不符的大胆与不羁，其构图的标新立异，色彩的斑斓程度，为一般人所不能。

　　齐白石九旬笔耕不辍，张大千七旬方入佳境，我们有理由相信刘超鸿在陶瓷艺术的路上会渐行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