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很少，例如戴耘，原为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青年教师，2000正式调入深圳。那么，又是移民，又强调本土，这该做何解释?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本土是一个建构的概念，建构意味着不断变化和新意义的不断生成。本土应该不单指人们的出生地和生长地，它还是一种地域文化经验的形成和培育。

　　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时代，生活的流动性加强了，本土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有弹性，也越来越重要。当人们因为对特定地域的介入，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经验发生了交流、碰撞和融和之后，会更新地方性经验，这种地方性经验就是本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本土经验看作是一种有差异、有地域特色的存在。越是在一个趋同和全球化的时代，人们越是要寻找差异，越需要地方性的经验来应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霸权;越需要寻找和表达那些个性化的、差异性的独特的地域感受和生存经验。

　　这或许就是像戴耘，以及类似戴耘的这些生活在深圳的艺术家选择当代艺术的理由。

　　戴耘的当代雕塑作品以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将关于这座城市的当下感受表达出来，它在人们习以为常或者熟视无睹中间，发现了生活的问题，发现了存在的荒谬，发现新的可能性，它以一种智慧的，略带揶揄的方式，精雕细刻，改变了许多人们早已习惯的视觉习惯和视觉经验，它提醒人们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让人们在面对这些作品所产生的诧异和惊赞中，对生活现象的背后有所领悟和反省……

　　戴耘从古城西安来到深圳，这无疑是他个人生活经历中的一次反差极大的跨越。在利用砖这种特殊的材料作雕塑之前，戴耘做过各种观念、材料的尝试，更多的时候，他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在从事雕塑，例如铭文系列等等。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过去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对他的影响。

　　对戴耘而言，来深圳之后，他需要面对新的生活环境，重新建构自己“新的本土经验”，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有待表现和揭示的问题，有太多的特殊的感受和新鲜的经验。直到有一天，他尝试用红砖做了一辆能打开车门，能转动方向盘的汽车，这使他的雕塑创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和当代都市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方式出现了，这是真正作为“深圳”艺术家的戴耘引起人们注意的开始。

　　他这批用砖作为基本材料的作品所表现对象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们熟悉的生活用品：汽车、洗衣机、沙发、罐头等等;第二类是新物种系列，这个系列是在克隆和转基因技术出现以后所带给人们的关于虚拟动物的想象。

　　第一类作品应该看作是一个现代都市的物质主义现实给戴耘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戴耘面对深圳这个城市有别于古城西安所获取的新的经验。如果在古城西安等内地城市，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在深圳，人与人的关系相对简单，人与物的关系则更加突出。人们在这里感受最深的是物质、金钱、消费对人的压迫。

　　第二类作品所表现的同样与都市体验密切相关。科技的发达，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它所带来的福祉还是潜在的隐患都将最集中地在现代都市呈现出来。

　　新经验反映的是新问题，这些作品的问题意识在于，它们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它们将一个人对于当代都市的感受和思考用雕塑的方式进行了有效地视觉呈现。

　　戴耘的这些作品在材料的使用上别出心裁，采用了红砖、青砖，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建筑材料。这些普通、廉价的材料，一经制作成为雕塑，其意义不仅扩充了雕塑材料的表现空间，还使它具有了浓郁的东方色彩。这种在中国使用最多的建筑材料一旦用来构筑各种都市生活用品的时候，带给人们的是意想不到的惊奇。

　　戴耘作品的制作非常讲究，尽管砖这种材料本身是粗糙和不精致的，但是，一旦它转化为雕塑材料的时候，发生了由粗糙到精致的神奇变化。相对于一些过于观念化而失去了制作感的当代雕塑作品，戴耘的这种精致化的处理方式也带有鲜明的“本土”色彩，它与深圳这座城市浓郁的设计氛围和对高质量、精细化的生活细节的要求存在内在的关联。

　　如果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待深圳本土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所谓本土和地域特色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自然流露的，它基于艺术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所生活地域的细微体验和观察;同时，本土的当代艺术也不是封闭的，它应该具有较好的可传达性和可交流性，在这些方面，戴耘应该为深圳当代艺术家作出了很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