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经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变，其人为改变的社会景观层出不穷，纷繁复杂。中国最早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有摄影家用较为客观方式有意识系统地拍摄这种社会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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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景观摄影(上)

　　关于景观摄影(中)

　　曾力从1997年开始，先后用10年时间长期拍摄北京这座古都在现代化建设冲击下所发生的新旧更替的社会景观。他采用大画幅相机全景式地记录了生活空间、消费空间和权力空间等人造景观的生产过程，并抢救式地捕捉了即将拆毁的四合院和老胡同等历史空间影像。之后，他还将镜头转向倒闭的国营大企业，用镜头客观记录了这个“愚公移山”时代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用作品建构一座今日历史的影像博物馆”。

　　罗永进也是在1997年开始用“类型学”的形式，系统拍摄了他的家乡洛阳如同监狱般的新民居，之后，又到其他城市拍摄了如迪斯尼乐园中的各种奇异新民房、古老的碉楼、象征权力的新衙门，以及各式古怪的加油站。他用这种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抽样方式，呈现出曾经封闭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各种荒谬的人造景观，来反映国人的品味、心理、欲望和文化水平。这些影像均具有关于中国这个特殊发展时期的历史、人文、社会和艺术价值。 曾翰是较早用客观的社会景观摄影方式系统地拍摄不同项目的中国年轻摄影家之一，当中国城市化在本世纪初开始加速时，他于2004年便有意识地开始关注包括主题公园、三峡水库和青藏铁路等大型工程，以及中国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人造社会景观。他深受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关于人为地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真实’比真实还真实的“超真实”的观点启发，近年来，开始题为《超真实中国》的项目，使用大画幅相机细致和客观地复制中国各大城市正出现的 “如幻境式”的超真实景观，这些“异托邦式”幻象如同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景观，突兀地耸立在已被拆毁的中国传统民居之上，并在当下中国各城市继续上演。曾翰持续复制这种人造景观的影像文本，既是对城市景观裂变加以理性批判，又能促使人们思考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超真实的境况。 中国城市景观的巨变必然会突出反映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促发上海摄影家创作了几部反思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大都市景观的作品。

　　朱浩在2005年展出的《上海默片》，在上海这座喧嚣的不夜城中，居然能拍摄出几乎没有人的踪影的“默片”，不仅能吸引观者的好奇心，并让其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其中的细节，而且，城市景观也取代了人流，成为视觉的中心。作者的“空城计”，反而让人们思考都市化之后，城市人口过度拥挤，城市建筑挤压空间的问题。朱峰的《上海零度》项目，是他从2004年开始用宽幅相机拍摄的城市围墙上的巨幅宣传画和楼盘广告，他巧妙地利用画框截取挪用广告中宣传或推销的理想“景观”，并故意露出一些“破绽”，使观者出现审美的落差，以提醒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这种“城中城”的真假景观揭示了中国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假象丛生，理想幻灭的现实。

　　郑知渊的《上海面目》，虽然是从上海这座大都市各种建筑盘根错节、相互伸张的表面结构入手，似乎只是从这些混乱无序中找到如同拼贴画的有序线条和形状，并用完满的构图，反映出城市空间过于拥塞的效果，事实上，他切开了表面之下各种权力、利益和欲望相互扩张和冲突的真面目。这三部以上海城市景观作为主题的作品是近年来中国客观社会景观摄影比较成功的尝试，提供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的样本。

　　纵观国内外当下主观和客观社会景观摄影的现状能够看出，社会景观摄影正朝着几种不同的方向发展。今年参加连州摄影节的几位美国和加拿大摄影家的作品便代表了一些趋势。有些摄影家采取大画幅相机拍摄人物肖像与人物所处的社会景观相结合的手法，如理查德•里纳迪在美国各地拍摄的《人物与场景》和乔纳•法兰克的《高中生》作品;有的摄影家利用数码软件再造虚拟景观作品，如玛丽•玛丁利的《第二自然》，她到世界各地拍摄一些水灾的场面，之后通过数码软件再创造出一种虚拟的末世景观，来暗示气候变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的利用网络最新功能上的一些现成图片，之后通过后期制作成作品，如道格•里卡德的《美国新照片》，他通过翻拍谷歌街景功能上现成拍摄的美国小镇街头景观的图片，创作出反映美国当下经济危机使得许多城镇变成“鬼城”的景观作品;还有利用自己的身体放置在自然景观中的行为艺术来反映对环境的关切，如加拿大摄影家达威特•佩特罗斯的《伍德斯托克系列》。

　　中国摄影家在近年也做出了许多不同的尝试，如王庆松用导演方式摆拍的许多关于中国当下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念摄影作品;有些摄影家也采用“在路上”的拍摄方式，创作出人像与社会景观相结合的作品，如骆丹的《318国道》和《北方、南方》，以及张晓的《海岸线》，来反映个人对中国现代化之后出现的各种或是异化或是荒诞等社会现象的感受;另外一些摄影家则通过拍摄自己故乡的变化来抒发或是关切或是乡愁的个人感受，如颜长江的《三峡》和游莉的《寂静的纬度》;有些摄影家回到中国古典文学、绘画和诗歌去寻找创作的灵感，或是采用中国传统文人归隐的方式，来重新返回到中国的“山水”精神，如塔可的《诗山河考》、卢彦鹏的《空•气》和魏壁的《梦溪》;有的用数码技术将日常生活中拍摄的照片再后期制作出能反映当下中国社会景观的作品，如姚璐的《中国景观》和王川的《燕京八景》;也有用自己的身体来面对社会焦点新闻的现场景观，如区志航的《那一刻》;有的通过拍摄室内空间景观来探讨各种社会现象在空间中的象征，如渠岩的《空间》三部曲和金江波的《繁荣》;当然，也有用纪实摄影的方式拍摄环境遭受污染和破坏等社会问题，如王久良的《垃圾围城》。

　　由此可见，随着世界人口剧增，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以及气候变化和温室效应的影响，许多自然景观正在迅速退化和消失，同时各种人造社会景观层出不穷，国内外摄影家都在用不同方式表达他们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景观的观点。所有人造景观都有社会和文化含义，无论这种景观如何普通，均反映了人们的品味、价值观、欲望甚至恐惧，成为文化沉思和冥想的内容，以及探索和阐释新含义的领域。既然景观是观看的结果，是空间的再现，便带有观者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背景。如何呈现各种社会景观与人以及环境空间的关系，是当代摄影，尤其是中国摄影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地形摄影风格所演变的客观社会景观摄影提供了一种呈现方式，这种客观的手法避免煽情，改变了传统风景摄影只注重审美的走向，而不注重景观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客观社会景观摄影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值得许多仍采用135相机抓拍黑白摄影和主观纪实摄影风格的中国摄影师借鉴。当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正严重威胁着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当纪实摄影越发主观和虚拟的情况下;当风光摄影在中国泛滥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选择景观摄影的呈现方式，是仍然采用安塞尔•亚当斯过于主观的浪漫手法，还是采用中国传统文人归隐的方法，或是采用新地形摄影家开创的冷静客观摄影风格，或是能另辟蹊径，开创出既具有国际共通的摄影语言，又具有东方美学精神的新风格?这是中国摄影家必须做出的选择。今年连州国际摄影节再次以“向着社会的景观”作为主题，便是及时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大家共同探讨各种选择的可能性，以便更好地面对、挖掘、呈现和批判中国当下正出现的各种社会景观。

　　参考文献

　　江融：《安塞尔•亚当斯不会拍的风景》、《从风景摄影到社会景观摄影》。

　　顾铮：画册《中国当代景观摄影联展》序言。

　　南无哀：《新风景的揭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