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赵氏，在课堂上听我讲，香港歌星刘德华，五音不全，唱什么歌?毕业后他去了某县中学，对中学生上课，也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谁知下课回家拿饭盒出门，被一群女生堵在门口，要求是：对不起，讲清楚，凭什么说刘德华不行!?

　　这实在是我的错。听说人家刘德华在重庆演出时，票价炒至数百上千，还有学生为一睹风采，卖血买票的事。对不少歌迷而言，刘德华就是信仰，就是偶像。不信去学校瞧瞧文具盒上的不干胶，你便知道，刘氏的地位，确实高得吓人。

　　明星崇拜是当代文化生活的普遍现象，就大陆而言，欧美的太远，本土的太近，港台诸星远可撩心，近可悦目，正好走红。人类似乎天生就需要崇拜点什么。原始人崇拜图腾，中世纪崇拜神权，现代时期崇拜反抗，今天呢?恐怕是金钱和明星。先进通讯和公共传媒把星光灿烂的俊男倩女送进千家万户，让你经常看见他(她)听见他(她)喜欢他(她)谈论他(她)甚至爱上他(她)，就象是身边可以随时触摸的宠物。明星帮我们填补生活的空白，排遣感情的孤独，还帮助我们释放内在的心理能量和心理要求——即使没一个人记得上周的某晚他在电视中看了些什么。

　　更重要的是，明星崇拜是艺术民主化的结果。大众艺术导引的当代崇拜，不象图腾，充满令人恐惧的神秘力量;也不象神权，有着不能愈越的现实规范;当然更不是反抗，需要全身心拼死的投入。明星崇拜是舒适和惬意的，如沙发一般松软，如可卡因一般致人迷幻。

　　你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你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接受。

　　一句古老的犹太谚语这样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倒是真的，因为人之为人，就是没听上帝的话，偷吃禁果，犯了错误。夏娃和亚当正是带着原罪成了活在地球上的真实的人。所以，即使上帝要发笑，人类也要思考，思考自己的本质，思考存在与发展的可能。人凭藉生命的驱动创造了文明，而任何阶段的文明并未给人以充分的满足。于是，生命与文化、欲望与制约、精神存在的可能性和历史阶段的现实性便始终处在矛盾之中。而明星崇拜和流行文化恰恰以生活的现实性掩埋了精神的可能性，用时髦与风潮取代了人之为人的生命要求。

　　一次，我在课堂上谈音乐，放了一段邓丽君作为流行歌曲的例子。课后，一位同学正告我：都什么年代了，还放邓丽君?现在是刘德华时代!我禁不住问她：“再过两年，还能不能放刘德华呢?”“当然不行!”她断然回答，“那时说不定是张德华、李德华了。”

　　回答得真是很好。这两年刘德华似乎已有些变凉。流行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流行。流行的原因不是或主要不是艺术质量，而是商业操作。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造成社会的群体认同，“人人都知道×××，你居然不知道”，这种文化鄙夷的压力乃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可以不知道贝多芬、阿炳，但不能不知道林志颖、刘德华或者其他什么明星。而追星族正是这样的一批不甘落伍者。在这里，谈不上人对艺术对象的主动选择，也谈不上人在文化中互动的生长性。商业权利和意识惯性支配着追星族自觉自愿的狂热，群体认同以民主方式取代了个人的自主性，人们在轻松与愉快中交出了精神的根本权利——不断丰富、深化和多向发展的可能。

　　在消费的匆忙和为了消费的匆忙中，我们接收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成了空心的稻草人，成了可有可无的文化风向标。

　　作为稻草人，的确有被确立的轻松感和安全性，但我仍然思念飞翔的麻雀，为了生存，在逆风中行进，向往天空，向往树林，甚至向往鹰隼扑来时仓惶的逃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