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瓦尔达的摄影作品《雪中三人》

　　作为阿涅斯·瓦尔达回顾展的一部分，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学术报告厅，瓦尔达与法国知名影评人让-米歇尔·付东就她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创作展开会谈。瓦尔达在对谈中坦承，自己会为适应空间而改变作品样态。

　　“以书写的方式拍摄电影”

　　付东：同时身兼摄影师、电影人与装置艺术家，你觉得这三个身份有区别吗，还是你只是以同一工具来做不同艺术领域的事?

　　瓦尔达：这中间的相同点大概是我同一个人做的。

　　我做摄影师因为我喜欢这职业，我赖其谋生，也有些想法希望通过照片形式表现出来。

　　做电影导演是很自然的选择，我没有受过电影正规教育，但后来图片摄影师的角色对我来说不够了。我从小喜欢写作，第一部电影《短角情事》其实最初是一个星期天早晨，在自家院子里写的故事，写的时候就决定要配上声音、音乐和故事。是以书写的方式拍摄电影，我创造了一个词，大意是电影加写作。我在创作过程里把各种能运用的元素都运用起来，这个过程跟写作一样。

　　(介绍第一部电影《短角情事》)我想把两个世界写在同一个故事里。我之前读过一部美国小说，单数章是社会、大环境的故事，双数章是夫妻之间的故事，我先是把单数章和双数章跳跃阅读，相当于读两个不同的故事。之后按正常顺序读了一遍，发现本来没有直接联系的故事，合在一起却创造了一种共同情绪、共同感受，能够相互呼应。我于是想拍这样一部电影。在电影里，一部分是渔民的生活劳作，另一部分描述一对夫妻在几年的生活后，对情感重新思考，他们的挣扎和痛苦，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创作电影。

　　油画和造型艺术也给我很多灵感。上世纪70年代后，我发现很多艺术家做装置艺术，我觉得很奇妙，在一个空间里放置录像、音乐、光线，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发现这可以是创作最大自由的形式。在我看到的装置展览里，我发现装置艺术家非常大限度地运用电视录像的方式来帮助完成作品，比如大型建筑，外观上使用了录像装置艺术，当时非常令人惊异。我当时想用一种跟传统的电影院里的影像形式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但不敢去做，一想到要跟博物馆艺术馆交涉，要被他们笑话我就不敢。直到2003年一个艺术中心邀请我去做这个事情，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邀请没有做过装置的艺术家创作新的作品。我开始尝试将三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创作中可以交织在一起，融合而变成同一个作品。

　　(介绍土豆)我在这一时期刚完成纪录片《拾穗者》，这部纪录片里有个物品是心形土豆，这个非常朴素的蔬菜给我灵感，让我想创作。我在片子里拍摄这些正在发芽的老去的土豆，照料它们，在我们家地窖里慢慢地、好好地老去，六七个月后我去拍摄下来。在表现形式上，我想到15世纪的美术史上流行以3幅连续的画面来烘托某个物件位置，核心物品在正中间的画面，旁边有相关画面。于是我设计中间的屏幕，心形土豆在正中间呼吸，旁边是土豆正在发芽、老去的纪录片，这些土豆本身对人们没什么用，不能被吃掉或使用，但是老去的过程里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情在里面。我就做了3段土豆的录像，并运了700公斤真的土豆到展厅，堆在地上。这对我来说跟我以前的作品有相似之处，用图片影像的形式，再加上真实物件。

　　阿涅斯·瓦尔达与法国知名影评人让-米歇尔·付东昨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学术报告厅，就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创作展开会谈。

　　“展品是让观众开心的”

　　付东：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瓦尔达为了土豆装置，自己穿了一件土豆形状的衣服扮土豆，迎接前来观看的观众，这个形式很有意思，不仅有娱乐性，也提出另一个问题：艺术家是否需要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是否需要用微笑的形式来迎接观看者?

　　瓦尔达：我想说的是，土豆衣服很适合我，我的自画像展览正在法国南部展出，土豆衣服在那里展出，不然我会把它带到这里。做展览的时候，大家都给我机会让我开玩笑，我会让雕像戴上头套，让马叼上骨头，让观众会心一笑，这个会心一笑给予艺术作品更多意义。我想告诉观众的是，展品是能让他们开心的，而不是作品站在高高的位置，让观众从低往高看。

　　付东：在海滩装置作品中，有关海浪的镜头，你觉得这个镜头是电影，还是为展览创作的艺术作品?

　　瓦尔达：我觉得重要的是观众的目光。我拿了摄影机，把海滩的运动形式像拍电影一样拍下来，放在展厅里，重要的是观众的反应，有多少人停留在我的装置前面，停留多少时间。同样土豆的装置艺术也是一样的，我拍摄总共6分钟的录像，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看完，很多人或许只停留几秒钟。我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付东：另一个装置作品《努瓦姆梯耶的寡妇》，同时播放十几段录像，人们可以坐在前面，拿起不同的耳机可以听到不同的寡妇自述生平，随便听听一两个可以离开。但同时还有同名电影，讲述寡妇的生活。对你来说电影和装置如何区分?

　　瓦尔达：岛上多数居民是渔民，很多人死在海上，因此有很多寡妇。我去那里的时候第一时间觉得要以这个为主题做装置录像，拍摄寡妇的生活。

　　当时我在岛上生活，自己也是寡妇(瓦尔达的丈夫于1990年去世)，寡妇对我非常信任。数码摄像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使我可以不用助手，单独会见她们。她们可能不会面对摄制团队或摄影机讲述跟我讲的东西，会吓到她们。每个人的采访都在半小时以上，有的甚至一个小时多，进行剪辑后每个人留下三五分钟话语。

　　制作的时候我想起美术的绘画形式：主人公在中间，比如圣母像中间是圣母，周围有圣徒围绕。当时我在周围设计了14个小型的屏幕，每个屏幕有单独耳机传出声音，我觉得这代表一种特别私密的谈话方式。然后把所有的人汇聚起来，在海边放了一张桌子，让寡妇穿黑色衣服来到海边，请一个朋友用35毫米胶片拍摄中间的场景。那些单独片段我是用录像拍摄的，但我想用35毫米胶片体现更有价值，哪怕观众不听，也能看到寡妇们围着桌子走进走出的大的画面。

　　对于观看来说，观众戴着耳机，众多耳机线伸向屏幕中央同一接口。每个人听自己的耳机不和别人有交流，同时可能有人在一旁等待，影像里寡妇的孤独和听着寡妇孤独的观众，就像是孤独通过这些东西汇集起来了。

　　而做成电影，是因为一位电视台工作的女士，看完之后说特别喜欢这装置，想让做成纪录片卖给电视台。我觉得主意很好，因为装置赚不到钱，所以我重新剪辑，做成1小时20分钟的片子。但后来我发现纪录片没意思，人们并不是对寡妇们合起来讲的故事有兴趣，观看纪录片的感受跟观看装置完全不同，很多人会说纪录片好看，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听到寡妇的声音要有趣10倍。观看装置艺术作品时获得的强烈情感，跟看纪录片的情感是不同的。

　　“图片没人看就没有生命”

　　付东：还有一个瓦尔达的艺术，我特别想聊起的，但不可能再看到，因为它是时间的装置，已经过去了，这件作品非常深刻地打动我。作品叫《图片的1分钟》，在法国电视台播出，用几个月的时间，每天用1分钟讲述一个摄影史上的著名作品。瓦尔达自己设计并实现。我觉得这跟瓦尔达女士其他作品一样，跟她本人有奇妙关系，本人的创作融入了自己所喜爱的图片形象，我们跟着瓦尔达的指点一起看这里看那里，通过她的视角看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是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介绍，也是她本人的作品，让我在170个晚上打开电视，养成每天看1分钟的习惯。

　　瓦尔达：看一张照片，我一开始不会告诉观众，这是谁拍的在哪拍的，这是布列松还是无名摄影师的作品。图片没有人看的时候就没有生命、没有意义，只有看它，给它评价的时候才有意义，即使评价是在内心的，无声的。我希望大家一起看照片，读解故事，读解让背后的意义丰富，并赋予新的意义，图片并不只是贴在墙上表达一个意义。

　　付东：你导演的电影作品，拍摄之后去世界各地上映，但都是一样的片子。但你的装置作品在不同国家地区展示，就会加入新的创作在里面。

　　瓦尔达：我在新的地方、新的空间，会为适应空间而去改变作品样态，比如考虑不同环境在什么地方让观众停留，设计什么路线让观众参观。来到中国，根据展览馆的地方，改变装置内容。比如这次大家一进美术馆的门，就可以看到我欢迎大家的门，造型来源是孩子用积木搭建的玩具、小房子。在我得到了美术馆的具体尺寸后，将玩具尺寸扩大，放在展厅里，放上了我50多年前在中国拍的照片。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寡妇的装置里，都以中文重新配音。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会带回去，让还活着的寡妇听一下被中文配音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