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有着一头微鬈的深褐色短发，浓密的眉毛，高挺的鼻子。站起来握手时，一笑，露出几道眼角纹和两颗大门牙。丹尼尔不高，一身黑色的着装并不引人注意，双排扣样式的针织衫与马靴、收脚裤的组合又透露着几分精致。当被问及他与摄影有关的整个经历，他挠挠头顶的鬈发，把嘴巴张成一个“O”字形。之后，便借了白纸和水笔，一点点回忆起来，并记录下关键词。在北京798 艺术区的一家咖啡馆，这次访谈进行了近4 小时，七七八八写了4 张A4 纸。

　　丹尼尔说，他真正对于摄影思考的转折发生在来中国以后，尽管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并不正面。他皱着眉想了很久要如何来形容这种感受，比画半天只蹦出一个意大利词汇“senso diperdita”，然后在电脑上用Google 翻译给我看，sense of loss，失落感。“你应该记下这个词”，他说。2005 年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他看到这座城市被庞大的建筑群挤占，它们像巨型怪物，不知最终会长成什么样。“ 我想说的不仅仅是北京这座个体城市，而且是对广泛意义上建设过程中的一种感觉。”他把这种想法实践到摄影作品中，取名为“北京蜕变”(Beijing inMetamorphosis)。

　　“蜕”这个项目在平遥展出时，丹尼尔结识了中国女画家施燕燕，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好友以及在中国工作的向导，也是他刚刚完成的项目“寒舍博古”的参与者。施燕燕单眼皮、长直发、瘦高个，说话语速很快，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和丹尼尔一同接受了专访。她的英语并不很好，却总能读懂丹尼尔想表达的意思。

　　形容丹尼尔的作品时，施燕燕用了“呼吸”一词。哈苏相机可以从细节上把物品的质感展现得特别逼真，你甚至可以嗅到它。“这些作品，有没有一点莫兰迪的影子?”丹尼尔笑着看了一眼施燕燕，起身去要可乐，而施燕燕接着说下去。莫兰迪是20 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以微妙的“冥想”式静物画著称。他一辈子就在摆弄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大概有七八百个，前前后后，通过不同位置和不同角度去作画。“在平常生活中捕捉常人无法体会到的一面，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难得的一面。”

　　那么，驱使丹尼尔前往中国农村探究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应则是从幼时的回忆开始。“我发现，有些东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上世纪50 年代，意大利就已掀起一股从农村移居城市生活的浪潮，留出了很多空房。“我看到空着的农舍，想起小时候去乡下奶奶家的画面。”他走进那些屋子，看曾经住过人的地方，看挂在墙上的老照片，想象十年前、二十年前住过谁，有过怎样的生活。在中国农村，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他觉得亲近。“我想留在这里思考、创作，同时对我的记忆进行修复和重建。”美丽的风景，好吃的食物，简单的生活，这都是丹尼尔所艳羡的。但那里的人抛弃了这些，来到城里。丹尼尔在白纸上画了一个圆圈解释说，我们站在圆上的某个点，为了找到更好的东西而启程出发，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原点。“当然投射到每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我从原点出发，可能停在了半途，你留在了另一个地方，他没有兜完圈子便止步了⋯⋯ ”他停顿了一下，期待着听者的回应，“我没有指出哪样是对的，这不是我的用意。”

　　“寒舍博古”之后，丹尼尔又投入到他的新项目中。这是一个关于“绿色”的思考。“你第一眼看这些照片，看到大片的绿色草坪，以为这就是真实，却在角落里发现广告牌的边角，才明白怎么回事。”他显得有些激动，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什么是绿色?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绿?“我继续拍我想拍的东西，提我质疑的问题。这种强烈渴望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去体验世界的欲望，让我成为一名摄影师，一直到现在，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1967 年，丹尼尔出生在意大利西岸的港口城市里窝那(Livorno)，“记忆中，我的老家很美。”19 岁的时候，他开始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从事室内设计方面的工作。在他的家乡，这份工作很普通，发展空间并不大。丹尼尔告诉自己，必须从这种常态化的工作状态中抽离出来。1992 年，他去了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和时尚有关的东西，但工作室的氛围并没有给他提供把工作和梦想合二为一的可能。“生活没有改变。”他拍模特，某种程度上他们之间是商业合作的关系，这又回到了最初想要逃离的为了赚钱而工作的状态。

　　“所以我走了出来。”摄影师需要经历不同，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学习摄影、了解摄影，这个过程给了他强大的力量，“我渐渐迷上了这项活动”。1999 年，一个叫Contrasto 的图片机构给了他一个摄影记者的工作机会，这跟之前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在Contrasto，丹尼尔的创作空间很大，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拍摄，再卖给杂志。“我尝试通过拍照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拍出‘漂亮’的照片。”他接手了一个名为“Metropolis”的长期项目，拍摄纽约、柏林、米兰、东京等大都会，在城市里寻找故事。这些用胶片相机拍摄的照片色彩艳丽、色调明快，构图巧妙而富有动感。“ 生活终于改变，摄影从工作本身变成了接触世界的方法。”

　　在不同城市生活的经验，让丹尼尔习惯于以一种安静的姿态去观察当地生活。“由于语言关系，我要用更加内心层面的途径去沟通。”1992-1995 年爆发的波黑战争，让丹尼尔有机会接触到了战争。“ 不是工作，纯粹是自己想去。”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他又去当地待了几个月。“人们害怕战争而从医院里逃跑，剩下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他们与外界隔绝，没有人照顾。”采访中，丹尼尔展示了他在Stimlje 的一家精神病医院里拍的照片。Stimlje 是位于科索沃南部的一个小镇，当地人带他去到这家“孤岛”医院。“在那里，交流本身并不重要了，我不用随行翻译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只凭自己去感知。”

　　那天的采访结束之后，丹尼尔又约我见了一次面，在三里屯Village 的星巴克。这天风很大，他裹了一件浅灰色的长款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环保袋样子的电脑包。“星巴克没有座椅，但这里显眼，方便接头。”他笑着解释，七转八转领我去了一家舒适安静的咖啡馆。打开电脑，他把桌面上一个名为“TheBund”的文件夹拷给我。拍摄过的项目已经整理到了一起，包括照片和文字阐述的部分。“其实我不希望用太多照片，尤其是以前拍的那些抓人眼球的、漂亮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