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汹涌的时代里，一个习惯了银盐方式的摄影家如何接受数码猖獗而放肆的事实，实在是一件令人值得玩味与有所期待的事情。同样的，一个摄影家坚持自己的银盐操守，也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一个摄影家对于从外部影响摄影的物质条件的态度与立场，是与这个摄影家对于摄影本身的态度与立场有关的，了解他们的摄影，是不可把这两者隔离开来讨论的。

　　当我第一次看到陆元敏手拿一个说不出名堂的数码照相机在东拍一张西拍一张的时候，心中同时升起悲凉与看热闹的“不良”心情。悲凉是因为感觉到了数码的来者不善，也担心他就此失去了“银盐节操”。胶卷与相纸已经不再方便到手，暗室设备更新的要求被“明室”设备的强势推销的巨大诱惑所击退。数码，包括了拍摄与打印的全面“明室化”，不就是要取银盐而代之吗?而陆元敏手里的这台照相机，从网上买来，又如此不起眼，在他的大手里几乎“没顶”，不露身影。更何况这相机不像一般数码照相机那样，既不能删除，又不能回放，像素足够低，而且是彩色(他自己以前一直向我们客气地表示，彩色拍不好)。加上他自己甚至不会把照片(不对，不是照片，是数码影像)“倒”进电脑，更不要说用软件来“处理”它们，那么这个数码照相机这会给他的摄影带来什么?难道从这种照相机里出来的东西会比他的银盐照片更好吗?等到看到他不知道怎么“塞”进电脑并最终“塞”进这张光盘里的照片时，结果我发现，数码技术对于这个只是想要发现日常奇观的人来说，根本不构成什么威胁，对于他也根本不会造成悲伤与惋惜。他可是一个有啥(照相机)拍啥的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材质节操的摄影家，更具体地说，他是一个摄影机会主义者。他不会坚决到没有银盐材料就不拍照片。因为他是为了拍照片拿起照相机的。因此，他不会成为银盐的殉葬品。不过，看他的这些色彩还算斑阑的照片，发现他始终处在发现奇观，而且是艳观的快乐中。看来，看才是他的根本快事。

　　而朱浩这个从代际角度看显然比陆元敏晚了一代的摄影家，却正好与他的前辈相反，是一个可以说是狂热的银盐主义者。虽然他手中的照相机一直调来换去，从大型座机到中画幅相机到35毫米小型相机，表面看上去也是有啥(照相机)拍啥。其实不然，他是出于由于不同照相机的特点所产生的表现语言上的差异的好奇，才去不断地变换照相机的。这并不是陆元敏式的随遇而安式的有啥拍啥，也不是随波逐流式的更换照相机。尽管他手里的照相机变来变去，但有一样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他往照相机中“塞”进去的东西，永远是胶片。这么一来，本来感觉应该最早拥抱数码的朱浩，现在倒看上去更像一个坚持银盐操守的人。而同样的，朱浩要向我们展示的，也是经过他的观看而发生的日常景观的异化。这一点与陆元敏的追求，从本质上看倒没有什么不同。有意思的是，朱浩所从事的广告创意工作，其实对付的事物都是“新生事物”，工作性质只以时尚流变、喜新厌旧为根本旨归。在广告这个行当里，“新”是王道，什么都变，永远不变的就是“变”。但也许就是这种“变”的快速与无常，可能反过来成全了朱浩要坚守什么的心愿。结果，从俳句到摄影，他找到了一个目前为止仍然为之坚守的事物，那就是作为一种表达形式的银盐摄影。这种对于“变”的对抗与抵制，他以坚持银盐摄影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但这个坚守，并没有影响到他对于表现语言的墨守，他仍然游走于各种风格之间，没有固定在一个可以识别的标签之上。

　　回到“艳遇”这个展览标题。抓拍作为一种语言，也作为一种手法，更作为一种美学，其实是摄影中的王道。抓拍作为一种手法，是个体排开纷扰表象，进入现实，让身体与精神面对一个“有意味的事物”(此处套用“有意味的形式”一说)的身心同时性的即兴反应。快门开合的瞬间，凝聚了拍摄者一贯的视觉经验与美学观。而包括了事与物两个方面的外部事物，其意外性的精彩，使人惊其“艳”，起意摄其“遇”，却是要挑战摄影家的观念与能力的。从本质上说，抓拍是一种猎艳行为。抓拍(snapshot)一词从英语看，是与射击行为相类的动作。“猎”者，非举枪照准而不成其“猎”。摄影抓拍，就是理所当然地的涉“猎”之事，而所“猎”之物，非“艳”莫属。同时，这抓拍，更有不“艳”而不“猎”之意。所谓“艳”者，就是摄影家眼中的异常。当摄影家步入现实，就有艳遇发生，且必须“猎”“艳”以报生活所赐予之遇“艳”之恩。而等到“艳”手到擒来，化为张张照片，那么惊险就此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涉“猎”从影，既是艳遇的开始，也是艳遇的结束。好不悲凉。

　　具体到两位摄影家，从他们的作品看，各自如何处理现实之“艳”的手法自然不同，但也同时反映了他们与现实的不同关系，并且更折射出些许多个人性情来。比如，陆元敏虽然是一个看似羞涩的人，但这次的照片却多有近身肉搏甚至出手狠毒的感觉。他与对象处得这么近，“平气”(日语单词，有淡淡出手之意)下手，框取到的往往是局部，因而许多“艳”都是被他放大了看，有时不免惊悚。朱浩无论是工作还是个性，算得上是一个长于交际、开放外向的人，但这些照片却多以远远观望为主，而且物多于人。经过他的视线照拂的事物，有种可远观而不可近亵的“艳”。他的这些影像，倒可说是语多温婉，出入于温柔乡者居多。从摄影抓拍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因“艳”而举(相机)，但许多事物同时也是因“遇”他们之“猎”而生“艳”，因了他们的见“猎”心喜，他们的举机(相机)行事，“猎”手著文章，事物因而大“艳”其“艳”。同时，众多事物在这样的“猎”“艳”老手面前，是谓不举(相机)而不“艳”。这两个人，一个是就近下手，无声掠夺，一个是无远弗居地捉拿归案，但到手的，却都是各艳其“艳”的绝色。他们都有现实中的艳遇，但反应方式不同，也因此丰富了我们对于“艳遇”的认识。

　　我们从他们两人的照片得知，“艳遇”虽也因人而异，而人也却因“艳遇”而显其异。原来，作为一种美学方式的抓拍摄影，与世界的关系是如此地复杂与有趣。而两位摄影家的贡献，就在于以不同的“猎”法，提出了各自质地不同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