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与唐代相比，宋代书法家更加倾心于抒发内心的感受和见解，宋代书家多不以楷书为重，主要在行草书法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开创了一种崇尚个人意趣的“尚意”书风。而作为学者、政治家司马光，其楷书作品却颇值得玩味。文章揭示了司马光特立独行，其楷书以淳古法写真性情，则与其尚古严守传统法则的政治主张有关，也与他遵循儒家“游于艺”的教化功用追求有密切关系。

　　楷书一体，在唐朝不论法度和气度都造了其极，及至宋代，几乎没了再创造的余地，也由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帝王在内的大多数朝野文人，似乎都不再像前人那样把建功立业作为首要大事，而是重新发现了生活的趣味与价值，游心于艺，浓情于填词吟曲和书画，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与见解，所谓“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书法上，不愿受拘于传统之法，倡导“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语)和“我书造意本无法”(苏轼语)的审美理念，力求冲出樊篱而独写己意，借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与才华。在追求适情任意的书法创作中，非常具有写意特质的行草书无疑是众书家的首选书体，从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成为其时书坛的主流书风，相反，正书(包括楷书)受到冷落、被边缘化也势在必然。故宋代书法虽然名家辈出，如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等，除早点的蔡襄外，余者皆不善此道。而此时期并不以书艺为重、于后世也书名不显的学者、政治家司马光，他的楷书作品却颇值得玩味。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宋哲宗时官至宰相。他自幼机智聪慧，司马光砸缸救童年伙伴的故事流传今日，几近家喻户晓。在北宋的学术界曾有王安石的荆公派、司马光的温公派和苏轼的巴蜀派等，尤其是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派影响最大，他们的学术政见绝然对立，但在客观上对整个宋朝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互补作用。司马光与苏、黄、米、蔡不同，并不刻意于艺，这一点倒与他的政敌王安石相似，都是有深度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儒家正统色彩极浓，一生倾力于政治和经史，集十九年之功编纂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此外，还有《稽古录》、《易说》、《涑水纪闻》和《迂书》等重要著作传世。

　　司马光学养丰厚，又生活在北宋士大夫游身于艺的时代大氛围中，在治学为政余暇，也关心艺事，践行孔子“游于艺”的思想，赋诗作词书法绘画，自然也雅兴玩之，如《佩文斋书画谱》引《紫桃轩杂辍》说他“尝为山水小景，酷仿李思训”，“以诗调侃狎妓受窘之同僚，为妻子生日献上情意殷殷的小词”等;且对书画艺术有自己的审美主张与见解，如在《怀素书》诗中言：“嗟我平生不识书，但爱意气豪有余”，在《谢兴宗惠草虫扇》题云：“乃知艺无小，意精神可通”，又在《徐浩诗碑》中说：“锋芒半折犹能健，走璧微瑕自足珍”等等。从中不仅可见司马光对书画艺术的兴致和见识，而且也透露出他作为大政治家和学者背后的真性情。据有关文献记载，他的隶书很为时人称道，黄庭坚《论文》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书极端劲，似其为人。”宋高宗《中兴小历》称：“司马光隶字真似汉人，近时笔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字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司马光书法作品并不多，有墨迹、刻帖和刻石三种十余件，除刻石《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为隶书外，《宁州帖》《天圣帖》《通鉴稿》和《与太师》等均系楷书。

　　总观司马光的楷书作品，所呈现的风格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1.端严劲健。他是一位骨子里充满儒家正统思想的学人，他斥老责佛，为人重大义守名节，品洁性端。但又不失为性情中人。反映到书法上则从实用与教化出发，一点一画决不敷衍苟且，注重沉实且不失通脱，笔力强健又虚实变化，结字平正中又造险峻，宽博雍容中又现神韵，章法有行无列，字形大小错落，字距小行距大。整幅字看来端方而圆劲，整肃而洒落，雍穆而闲雅，别有一番言不尽的格调与面目。2.生拙古朴。宋太祖时曾置御书院，书院士人皆以庄重实用为务作正书，人称“院体”或“宋体”字，此字体因重实用而往往整齐划一，一字万同，缺乏神韵，当时的苏、黄、米、蔡诸名书家不愿为之是常事，作为一生恪守正统、反对革新的司马光作楷也并未囿于其间，而是回溯直接了汉隶、魏(钟繇)楷这个源头根脉上，汲古融今，取刻石的生拙和质朴味铸就其楷。他思想上的崇古恶巧，使其书也突显出大拙若愚、大朴不雕、自然而然的风貌。3.气宏意深。作为一代大学者的司马光见识广博，于书法艺术又有“但爱意气豪有余”的理念，特别是涵泳汉隶古韵深久，张守《跋刘孝述司马温公帖》云：“温公善隶，故楷法有隶体。”所以他的楷书隶意甚浓。王羲之说：“夫书先须引入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司马光也认为“意精神可通”，他是将汉碑巨刻中的宏大气势与魏晋人的流转意蕴相糅合，贯通于笔下作书，故其楷全然不同于苏、黄、米、蔡诸人只追纵情作意，笔画流利媚俗，而是气局开阔，神丰意深。4.韵高味浓。司马光楷书总体上虽以端严为主色调，与钟繇楷兼行意有异，但也与唐楷笔之精琢，字之平正不同，他在点画不苟、结字浑朴自然的同时，又率性重构，使字的形态和重心或平正，或游移，或敧侧，或倾倒，参差其间，每字皆各具形势和情趣，用笔方圆互见，线条曲直相辅，寓动感于静穆，寓高韵于古法，寓性情于使转，寓志气于含蓄，不经意间写来，耐人品味。黄山谷言“温公正书不甚善”，实是宋人以纵情行草损楷法的标准考量之论而已。山谷曾说“凡书要拙多于巧”，其行草虽融古独创新意而超单于世，然其楷则实是纵情巧作多，古拙味失之少。

　　司马光作为宋之政要和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家国兴亡大事与学术，不专攻书艺，但并不说明他在日常实用书写中没有忘情于笔墨和“要足超凡庸”(司马光语)的艺术兴致与实践!在宋人群起互效、以已意“戏弄翰墨”的大潮中，他特立独行，楷书以淳古法写真性情，殊为难能。这当然与他尚古严守传统法则的政治主张有关，也与他遵循儒家“游于艺”的教化功用追求有密切关系。

　　司马光在《答陈充秘校书》中说：“故学者苟志于道，则莫若本之于天地，考之于先王，质之于孔子，验之于当今，四者皆冥合无间，然后勉而进之，则其智之所及，力之所胜，虽或近或远，或大或小，要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无益矣。”他毕生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正道，求其务实，勤勉践行，于学问于政务于做人如此，间或为艺为书亦坚守如此，故其人其书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