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铎先生的书法体现着雄浑之美。所谓雄浑，即作品的博大沉雄，质朴大气，具有鲜明的阳刚壮美之风，李铎先生说：『我喜欢阳刚大度，喜欢壮志凌云之气，喜欢博大雄浑之风，喜欢跌宕起伏之变化。』他为张家界黄龙洞题碑刻石创作的『绝世奇观』四个大字，字径超过一米，尤如横空出世，古茂苍茫，厚重至极，令人惊叹。其势开张如天马行空，其态奇逸如游龙戏海，其韵瑰奇如风云跌宕，其雄美壮观如泰山五岳之尊。李铎先生书法的强烈张力与富于冲击力的视觉效果、磅礴放旷的气息以及奔逸的势态，明显地呈现着雄浑博大的书风，这是他个人书风基调的高度凝练。

　　碑帖交融互补是李铎先生追求的目标。明清以前书家多浸润于帖学，自清代包世臣、康有为力倡碑学，使书坛成为碑帖双璧。其后书家们不再满足于或碑或帖的单一创作模式，清代中晚期不少书法巨擘开始创立碑帖结合之路，如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徐渭、傅山、王铎及民国以来的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王遽常、谢无量等皆属于此。李铎先生顺应时代潮流，坚持以传统为基，以碑帖为师，以碑帖互补为其创作研究的方向，既不陈习古人，亦不受束当代，走出了一条个性化的书学之路。他将碑版中古朴厚重、奇崛生辣的内蕴与温情雅逸、散淡简远的帖学特征融汇化合，以朴华交融的审美态度进行碑帖互补，以写碑的用笔方法和结字方法去写帖的韵致、逸情和气韵，故其书作有了进一步的升华，用笔更加老辣纷披，结字更加自然开张，布局更加奔放纵肆。『金秋十月透微寒，缓步轻歌谒帝乡。汉武仙台朝北屹，轩辕衣冢向南骧。参天古木尊龙柏，漫地鲜花荐祖黄。沮水桥山风物茂，炎黄后世永隆昌』。这首拜谒黄帝陵的诗作一扫妩媚流丽之风，呈现出一派魂力雄强、擒纵自如、碑帖兼擅、人书俱老的具有传统与现代审美情趣相结合的经典气象。他坚持碑帖交融，自出机杼，着重理性分析又注重风神意韵，他把一丝不苟的匠心安排，寄托在情寄八荒的襟怀之中，将别出心裁的构思安排在严格的法度之中。他善于遗貌取神地学习碑与帖，比如总体布局的出奇不意，线条运行的活力充沛，墨色淋漓中掺进的渴笔，紧锣密鼓时的骤然歇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借鉴郭沫若，取精用宏、励精图治、取其精华、弃之习气，书法勇猛精进，有了大幅进境，再加上尔后的探索实践，故其风格面貌的形成和碑帖结合的方向，才拥有了今天领袖书坛、彪炳后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李铎先生深感『书无情趣，有形无神，望之索然，岂能感人』。神韵的达到，必须是形神、刚柔、虚实、动静等等对立统一元素的高度完美结合。李铎先生崇尚博大，同时也喜欢拙朴。所谓『拙者巧之极，奇者正之华』。他认为书画同源，喜欢用中国画创作的意匠规律，尤其是他本人似奇反正的神思妙想运用于书法创作，纯出自然而不矫揉造作，匠心独运而不逾越法度。李铎先生所说的『一落笔就要防止千古后人的责备』与苏东坡的一落笔便作『千秋之想』完全是一个意思，是艺术家的艺术责任，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情，在『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无畏精神下，体现了一代艺术大家的思想情怀和美学观念。李铎先生的经典之作，仅用『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类形容是不够的。李白赞怀素的『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才是最好的写照。

　　『丛林戈未息，豺虎正嚣尘。瀚海残鲨集，边城乱鬼麋。研我三军略，滔我战时勋。布阵云山合，当关细抚琴。』这首强国强军的有感之作，恢宏豪放，气息逼人，明显地彰显着军旅特色，这与他戎马生涯数十载有关。虽然他没有用主观意识去打造某种书风，然其阅历、心境、胸怀、格调乃至对书法的长期磨砺，折射出了他对军旅气派的创造精神。李铎先生打造的军旅书风样式，不仅是指书法创作自身的笔墨技巧和章法构图，还涵容了属于军旅大文化背景和大文化范畴的文化属性以及军旅大艺术范畴的艺术素养。他的书法强调个性，强调主观表现，纯然是高屋建瓴，所向无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气概，着眼整体战略而不拘泥一城一池之得失，势可必然地成为书法历史长河中的壮举与当前时代精神相碰撞的一股潮流，它大大区别于纯文人性质书法风尚和时下任何流派风格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