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顺的绘画，一直饱含着一种独有的情绪，这种情绪，没有顾虑重重后的隐晦和含蓄，以及无动于衷的麻木和淡漠，而是愤怒和激越的直刺人心，以求一针见血。这种特质，使他的作品犀利如刀、清晰如镜，对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人性进行准确和深入的剖析，痛谴、警诫，进而发出不祥的预言，虽然逆耳刺目，却因其真切而令人心惊。

　　吕顺自幼学习绘画，并有扎实的基础，但后来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并参与了大量的电影实践。这种影像专业的系统知识背景，是大多数当代画家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作为画家的吕顺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对于生存状况的敏感体验，以及旺盛的表达欲，却是作为一个渴盼本真生存的存在者和艺术家的吕顺的一贯气质。他对没有起码生存保障可言的底层平民生存状态有深重的切身体会，而且作为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渺小个体，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在苦苦挣扎中人性的种种临界状况……这些经验和体会，对他的艺术创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摒弃种种粉饰太平的虚假美学观念和手法，不避讳和掩盖种种触目惊心的丑陋与沉沦，唯求真切地传达他所体悟的生存实况，并在表达方面力求达到极限，以具有深层穿透力，进而振聋发聩。

　　2000年以后的作品，如《动物的快感》、《我们面对谁的世界》等，是血泪交融之作。他的画面更像一个戈雅般的无边梦魇世界，充满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气息，各种丑陋的魑魅魍魉潮涌而来，在低等动物式的本能欲望驱使下扭曲变形为异种生物，互相倾轧、撕咬、侵吞……这批语言粗犷的画作，腐臭和绝望的气息非常浓重，吕顺的愤怒与悲观意识毫不掩饰地倾泻出来。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污秽不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欲望漩涡，陷于其中的人，处于极端非理性的迷狂与谵妄之中，在贪婪、残暴的肮脏泥淖中越陷越深，万劫不复地沉沦下去。这批作品，是一个在衣食无着中苦苦挣扎和坚持的艺术家的真切经验的外化，在这种底层生存状态中，人性裸露的更为鲜明，对生存的认识也经由炼狱般的洗礼而更为深刻。更为重要的是，身居北京宋庄的他当时身处社会阶层金字塔的底端，又如游魂或波德莱尔所谓的“游手好闲者”般在大都市与小村镇中游荡逡巡，多方印证，他穿透种种主流话语的美丽谎言和虚伪的乌托邦迷雾，直觉地把握到了社会阶层差距之巨大和生存法则的残酷无情，以及在当下的文化-意识形态氛围之中的普泛化心理特征——以世俗欲望的无尽催生与张扬为中心，肉体化的享乐主义、冷酷的唯我论与精神的虚无并行。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不困难，但只有设身处地的体会到其中的种种切肤之痛，才能对这些问题有深切的乃至刻骨铭心的体会。正因为吕顺有了这种深度体验，才能让他的作品有可能蕴含如此饱满而真切的情绪。也正是这种深度体验，才让吕顺能在以症候式批判为主的当代艺术丛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批作品以情绪的真切和饱满而动人，但它们主要是艺术家的直觉情绪的本能渲泄。在此基础上，吕顺进一步推进他的深度体验，并逐渐融入了更多的理性思考。艺术家的思考，总是以一定的语言来进行的思考，作为掌握多种艺术语言的艺术家，他开始思考绘画与摄影、电影的本体性差异，并突出这种差异。对电影、摄影中光的理解，以及对绘画本体性力量的发挥，在他以花、猪、蛙为母题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在这批作品中，一种四处闪烁的微光让他的画面具有一种冰冷、阴郁而莫可名状的心理特质，用笔、用色则更为细腻而敏感，与心理的微妙悸动直接关联。语言的推进，总是与一定的文化认知有所关联。在最近的几年，中国政府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似乎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政治地位也随之上升，国民的文化自信心前所未有地膨胀，盛世欢颜成为官方话语的基调。但正如上文所言，底层生存的真切体验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吕顺对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满怀悲悯之心，继而对骄奢淫逸者有无尽的愤怒。所以，他对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不但不以为然，而且满怀悲忧与危机感，虽然看似阳光明媚，心中的阴霾却难以驱散，似乎整个世界随时会陷落。尤其在近期，随着各种自然灾害和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屡屡发生，这种危机感正在日渐蔓延而有成为一种时代情绪的可能，对此，吕顺有生动的描述：“在当下这种巨型‘摩登’都市里，每天你走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危机感。比如，当我开车在公路上行驶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可怕之感，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

　　同时，真切的现场经验使吕顺意识到，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高尚的道德、尊贵的信仰和深远的精神追求都被世俗的享乐主义践踏在脚下，透支未来的及时行乐和不顾他者的唯我论应运而生。除了功利性外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的“自我实现”似乎是高贵而健康的追求;穷奢极欲大快朵颐的身体因营养过剩引起的肉体病变发愁，却不会为他者因贫困而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损其胃口;私己的快感、工于算计的交换性关系使基于商谈伦理、真诚性要求和理想言谈情境的交往理性举步维艰。而且，这种享乐主义本身也是令人质疑的，因为快乐是多元的、多维度的、流动、变化、生成的，而非一味沉溺于感官享乐中。当身体被感官消费所编码、快乐被文化工业所塑型、欲望被知识话语所改装时，人其实已变成了快乐怪物。

　　吕顺敏感于世俗欲望的种种无度放纵及其自杀式后果，面对这种被编码化的饕餮恶欲的变本加厉式泛滥，他将个人的激愤和悲凄转化为创作的动力，用特有的笔法赋予这些形象以一种黏稠而湿冷之感，从而把它们肉身化、流体化、欲望化。花成为了淫欲之花，猪、蛙则是在潮湿、腐臭的污泥浊水之中生存的肮脏之物。这些形象的湿淋淋或热烘烘的质感令人浑身起栗，避之唯恐不及。吕顺用颤动的纷乱线条对画面进行切割，使得形象与空间完全破碎、纷乱而毫无确定性。这个冰冷、阴郁的污浊空间中，充满令人生厌的肮脏与腐臭气息，色彩虽然以高纯度的绿、蓝为主，却并非纯洁明媚充满生机，而是如肮脏积水表层的泛绿泡沫和妖异空间的不祥冷光，充满阴冷绝望的气息。花、猪、蛙在冷酷而不祥的光线和破碎污秽的“酒池肉林”中恍惚悠游地盛开、生长，除了日益腐烂与沉沦下去，别无它途，但它们自身却浑然不觉充塞天地的危机和死亡气息。吕顺以此来隐喻他眼中的当下现实，也以此来宣泄他对物欲横流的现状的愤怒与悲哀。

　　吕顺的激愤与悲凄，主要来源于他对当下世俗欲望的洞察，在这些欲望的不断催生与无尽泛滥下，这个世界愈来愈扭曲变形，成为一个巨大的破碎迷宫。随着这种洞察的进一步深化与明晰，在吕顺忧郁的眼神中，它越来越令人不安，充满危机并随时有可能分崩离析。罪恶的欲望使澄澈明净的心灵一天天迷失与蒙蔽，并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罪恶世界，不在天火的袭击下灰飞烟灭，也会在自身的罪性驱使下自掘坟墓。“当下，社会的经济水平是发展了，但我却感觉身边每个角落都可能是陷阱。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大都市，好象随时都有危机感，脚下踩得已经不再是往昔曾经踏实的大地，而是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除了在母体的羊水中之外，人生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吕顺自述)他没有选择从众式的沉沦，而是冷眼旁观这个世界，将他的忧郁与悲伤外化为触目惊心的画面，充当一个不讨人喜欢的预言者，以谶语来警示人群。这在他2008年的新作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巨大的都市充满冷灰与铁青色的迷雾，林立的大厦死气沉沉，车辆在空旷的高架桥上撞击为渣滓，具有神秘色彩的巨大球体横亘眼前……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废墟和死亡意向。《消失的城市》系列中，以千疮百孔、死气沉沉的荒芜星球和仅存的猫为象征，情感的力度强化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选择猫，是意味深长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猫都是一种对灾难具有预知能力的灵异动物;而且，猫往往有较强的躲避灾难能力，故而有“九条命”之说。但当这个星球上最后只剩下一两只孤零零的猫时，其实也是生命的最后残喘。而且，连这一两只猫，都看似猫与猴的变异物种。吕顺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突出了迷雾的力量，这浓厚而莫测的迷雾笼罩了整个画面，曾经清澈而生机勃勃的世界不复存在;而且，它又如涛涛大洪水般扑面而来，一切曾经生存过的丰盛物种都被湮没而无迹可寻……在浩瀚而孤寂的星空下，地球上残存的生物在灭亡之前对这个被人类自毁的星球进行绝望的最后一瞥。在欲望的放纵无度下，自诩为万物灵长、宇宙尺度的人类终于彻底地、无可救药地走向灭亡。

　　作为一个严肃而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应以理想主义的存在观为潜在基准，密切关注社会、文化现场，对各种症候进行力所能及的把握与批判，敏锐地提出问题以引起反思。吕顺的这种愈来愈强化的危机感，其实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对一种时代情绪的捕捉。在今天，虽然经济看似繁荣，但资源日渐匮乏，贫困、疾病人群大量存在，环保、教育、社会保障、城乡关系等方面严重滞后……但不具备文化合法性的种种世俗欲望却如此的泛滥。而且，欲望之火可以在瞬间被生产和激发，但它一旦产生，就在心灵中扎根，要将其彻底扑灭、清除是非常难以达到的。人可以明确意识到它的意识形态性和不合法性，却未必能摆脱欲望的控制。对于当下的欲望和存在经验，吕顺敏锐地捕捉和深度体验，并将它们强化和推演，用充满绝望气息的画面来警示观者。这一方面是对时代基本情绪的传达和反思，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先知先觉者的预警——“这个时代看上去很平静，但可能其实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动物已经感到了恐惧，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了，但人类还处于麻木的醉生梦死状态而未觉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