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善于交流的人，她的思维与表达必定是得益于交换思考的意义。与多数人相比，沈瑞筠可归为这样的一类人。最早认识她是在位于广州小洲村的仅有四平米的“腾挪空间”，当时她正在制作自己的个展“四度空间”的作品。由于我对她的生活经历与早前作品的不熟悉，当我注视着那些由五金店挑选而来的零部件构置的“后工业景观”时，它并没有让我丝毫感知到沈瑞筠所解释的——对中西景观差异性的思考与体现。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得知《四度空间》是通过行走于作品中的游览与置身于空间橱窗外的观看，以喻指中国园林与国外城市广场之间的景观差异性，以及背后隐现的中西方人趣味与思维模式的不同。

　　物象的感知与创作者的阐述总是存在着犹如数学公式般的复杂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更多的时候，物象与阐述之间的距离并不是那么的直接且有联系，阐述来源于创作者的智能与思想，跟呈现出来的物象很难保持感受可及的距离。这是人们面对装置艺术普遍存在的困境，如果我们可以根据能言善辩的作者的阐述便可以获得灵晕，那么我们即可以认为这件作品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立的状态。在这方面，似乎沈瑞筠做到了。

　　《四度空间》这件作品除了反映了沈瑞筠对这种差异性的思考，还一定程度的启发了她在时代美术馆策展“换位思考”的思路。对于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的沈瑞筠来说，掌握这种思维导向的不同要比梳理艺术潮流与强调、创造概念要容易的多。像很多海归的艺术家一样，沈瑞筠回国后，一直把对生活语境的观察与反思作为实践的基点，如今，导致她对艺术的交流一直情有独钟。我之所以用“导致”一词，是因为我认为这种以交流的思考与碰撞为名的当代艺术活动，对艺术家由内而外的创作而言，并不能够达到有效的激发与促进作用。经过展览“换位思考”中一系列的并非那么有成效的研讨会的展开，我想沈瑞筠意识到了这一点。

　　最近，她又固执且更深层地开始了她那个相对个人化的课题。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着重于艺术创作内部——艺术家相互之间的创作思维路数的探知与问题的交流。她准备邀请近三十位执著于思考并已形成个人创作路径的艺术家在时代美术馆驻地并参加一星期的分组式讨论，而讨论中形成的由问题构建的“共同体”将被整理并进行展示(她的初步想法)。

　　某种意义上来说，沈瑞筠策展工作仍然可归结为其对艺术创作思考的范畴。在她乐此不疲的关注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的同时，也无意识的扭转了身处创作与策展的矛盾局面，并形成了具有个人化色彩的策展之路。当然，对于沈瑞筠来说，创作与策展或许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她一如既往的对自身创作语境、思考模式、实践困境的自主性关注是其跨越身份矛盾的最为得体、智慧的跳板，避开的不仅仅是那些虚而无用的策展人素质的硬性要求与策展人夹持艺术家以及神化作为物品的艺术的嫌疑，还避免了自己对于艺术创作的兴趣的妥协。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策展人工作而言，笼统的讲，除了艺术家个展，其他所有类型的展览，几乎都与艺术家的本体创作无关。这样策展的局限是基于一种看似善意操控与意志责任的显现而不可避免的充当“利诱”与“个人主义”的同谋，沈瑞筠的策展实践较大程度的促成了艺术家对自身创作思考维度多元化发展的空间并突破了无策展的自我节制。

　　值得一提的是，沈瑞筠除了策划交流性质展览以外，还在时代美术馆开设的“开放的工作室”项目中，定期的邀请艺术家驻地进行开放式的创作，均以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其它的展示机制为主要目的。她的所有这些显得枯燥或很有趣味而又有具体期望的工作，相对于国内很多艺术家转型或兼职策展人以及传统策展人的尴尬来讲，已是摆脱了种种局限与质疑而存在。但是，我对她工作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些努力之于艺术家创作会卓有成效。因为这类欲想通过交流而碰撞出灵晕并对个体创作有所提升的可能性实在少之又少，它需要对话中的艺术家违背那些利于创作的固执原则并在学识与宽容度上作出较大的努力，犹如结婚生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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