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我19岁时，由一个民间画工正式投入了画家的圈子，来北京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这个画会成立于1920年，是由徐世昌出资创办的，会长是周养庵和金北楼，下设评议员很多人。画会创办了《艺林旬刊》(后改为月刊)，我在里面当一名助理编辑，担任一些文牍、跑印刷局以及校对等工作。画会会址在中南海流水音，古柏环绕，幽静舒适，工作之余便来学画。画会的导师都是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之士，如贺履之、陈番诰、陈半丁、萧谦中、徐宗浩等诸位先生，不但是画家，并且能文善诗。在他们的指导之下，我知道了许多当画工时没有听到过的美术知识。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得以经常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查书。那些古今中外的美术书籍更使我赞叹不止，我发现世界艺坛宛如知识的汪洋大海，而自己所知的不过沧海一粟而已，求知的欲望更加迫切。

　　由于会长的引荐，我结识了著名的人物画家管平湖和徐燕荪先生。管先生是清代“如意馆”馆长管劬安的儿子，家学渊源，精于古琴书画，人物画笔姿清秀，着色妍雅。他曾从俞明(涤凡)先生学画。我初次看到管先生临摹故宫收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勾线设色，使我十分钦佩。那时管先生住在北新桥，拜访他一次要走十多里路，由于学习的激情，我虽是汗流浃背，也并不觉得劳累。管先生在人物造型和构图法上的诀窍，对我多有启发。他说：“作画先用炭条起稿，一幅草稿大体完成之际，要钉在画板上，退出几步仔细观看。人物的姿势，哪一部分不够，哪些部分多余，反复修改，不怕麻烦，直到准确了为止。古人所谓‘九朽一罢’就是这个意思。”(旧时画工把炭条叫做“朽”)

　　徐先生名操，字燕荪，擅画历史故事画。那时他还不到30岁，住在东城府学胡同一个大院里，画室中悬挂着他画的《袁盎却座图》，场面宏大，人物生动，也是由故宫传出来的稿本，经徐先生加工绘制出来的。衣纹劲健，色彩绚丽，堪称当时画坛的“白眉”。他所画的写意人物《李白行吟图》，大笔迅扫，风驰电掣，顷刻而就，也博得方家的称赞。

　　徐先生的工笔人物画，着色注意情调。他说：“一幅画的色调和内容有紧密的关系，要依故事情节决定色彩。或偏重上色(即暖色调)，或偏重下色(即冷色调)，要所有侧重。一幅画若上下色来个半斤加八两(旧制十六两为一斤)，便失去了色彩的韵律。”他的观点，在今天来说仍然是很有道理的。

　　从我跟管、徐两位先生学画，后来又在北京各美术院校任教，至今已是50个年头。对于工笔重彩这一画种，我从做民间画工到向专业画家请教，又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只能说是略窥门径罢了。对于我们民族绘画的表现形式和美学观点，仍需要下工夫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学画忆往

　　-五十年北京画坛回忆录之二

　　废帝溥仪，当时常把故宫收藏的作品，由其亲属带出故宫之外，因此之故，故宫所藏的名画稿本得以传入外间。中国画学研究会前会长金北楼先生和朱益藩、陈宝琛等有文艺上往来，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当时名《丽人行》)、钱选的《并笛图》、仇英的《贵妃出浴图》这些名贵的稿本，流入了画家之手，得以摹写欣赏。著名人物画家俞明先生，临摹过这些名作不少。俞先生是金北楼先生同乡，可能由金的引荐，得以接近这些名画。俞明的人物画在那时的北京是第一流的好手，他的作品笔墨工整，色调高雅，现在看来是借鉴于这些古典名作技法不少。

　　1928年，画会会长周养庵先生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承德避暑山庄收藏的文物，均由热河运来北京，分别陈列在文华殿和武英殿，全是我国文物的稀世之宝。那时，我是画会主力，《艺林月刊》的编辑，借工作之便，得时常到文华殿临摹，仇英的《贵妃出浴图》、郎世宁的画马作品、五代人的《丹枫呦鹿图》，我都在文华殿临摹过。但那时参观人众多，又没有临摹设备，只能肩跨画板，把画折叠起来，分部分部地临摹，艰苦情况，记忆犹新。但在临习中，确实学到不少传统绘画中宝贵的东西，让我后来的工笔重彩画艺获益良多。在后来40年的学教生涯中，得到了运用。

　　《艺林月刊》是一本以刊载古今绘画为主的刊物，经各位收藏家搜集和借来的古画名作，都由编辑部送往琉璃厂摄影照相馆拍照，这个任务，轮到我这年青的助理编辑去做了。工作固然劳累，但由于工作之便，我得以看到大量宋元的名画。我住在编辑室可以饱观览看，在灯下都勾下了稿子，作为我学习的范本。那五六年，对我业务说来，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工笔写意之争，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是一个老问题，在《世界晚报》展开了一个多月的辩论，后来不了了之。现在的轻工笔重写意浪潮，不过是老问题重新泛滥而已。

　　我学画画，本出于童年时期的喜好，后来拜师学徒，正式当了画工，则是在1922年15岁那年，一晃63年过去了。后来，真干了这一行，“弄假成真”“造化弄人”，人生的旅程真是不可捉摸的。

　　我由民间画工正式转入文人画这个圈子，学画在1926年的秋季，19岁的时候。来到北京加入了金北楼和周养庵创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成为会员。一方面，在该会创办的《艺林月刊》当校对，同时向会中的两位人物画家徐燕荪和管平湖先生学习，又经过陈半丁、萧谦中、贺履之、徐宗浩诸师的指教，使我豁然开朗，才知道，绘画艺术原本一片汪洋大海，过去自己所知道的不过沧海一粟。

　　入会之后，得亲炙当代两位著名人物画家徐燕荪和管平湖先生。管先生是清代“如意馆”馆长之子，工仕女画，清秀妍雅，曾向画家俞涤凡先生问艺，我初见到他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那时叫《丽人行》)，仕女面色典雅，细秀动人，堪称当时工笔重彩巨匠。

　　徐燕荪先生名操，精于历史故事画，我初访先生时，他只有24岁，画室(位于东城府学胡同13号)里悬挂着他的杰作《袁盎却座图》，场面宏大，人物生动。这幅画虽以故宫藏品为蓝本，但经徐先生的加工调色，比原作更加绚丽生动，使我十分佩服。那时，北京交通工具还十分匮乏，我常步行奔走于东西城之间，由中南海走到北新桥(曾住王大人胡同18号)已经汗流浃背，但问艺的激情使我忘记了疲倦。在那十几年中，虽然备感辛苦，然而两先生的教益使我获益匪浅。在人物塑造上，管先生注重创作构图和人物的姿态，他说：“一幅草稿，不怕反复修改，人物和配景反反复复，改来改去，不要怕麻烦，稿子打成后，要钉在壁间，退后几步来看，看看是否匀停与有力，多余部分要擦去，不够之处要补上去，反复修改，直到准确为止。这就是‘九朽一罢’之谓。”

　　徐燕荪先生的画，初师陈洪绶，故其画造型伟岸庄重，其画绚丽沉着，设色还保持着陈画风。设色的技法，徐先生教我的最多。他说设色讲究风格，色彩要注重情调，色彩的情调和内容有紧密的关系。他认为色彩和造型一样，都以衬托主题为第一要素。一幅画的色彩，要根据情节性的需要而设计，不能随便弄得花花绿绿，那不是画画，而是“画颜色”了。譬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仅以墨色、朱黄、朱红、赭石为主，总的感觉倾向于上色(老画家把暖色调称为上色，冷色调称为下色)，有偏于棕色的味道。用现代话来说，即用色彩的情调衬托主题内容。徐先生未必研究过现代色彩学，而他对于颜色情调的理解，和近代创作色彩上的美学准则完全相符合。

　　在当时，对于惯用红红绿绿的我来说，有些听不懂，但经过几十年之后，我开始懂得了先生们的学说。

　　艺术是时代前进的产物，近来年，在各个美展中，青年们的绘画作品，在表达主题、处理构图、塑造人物、思想和技巧上，出现了许多卓越的代表，比我学画时期的30年代，前进多了。但在学习传统、运用传统，把绘画遗产中包括的精华部分化为自己的东西方面，还有待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