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陶瓷器型中，我最喜欢的是梅瓶。不仅仅是她优美的瓶形，更有她由盛酒之后置于案上插梅而观的华丽转身过程，这个过程是质朴的，也是诗意的，由此也赋予了她一个温婉而富于情致的名字：梅瓶。所以，在我所收藏的辽海本土窑口各种陶瓷中，最喜欢的就是两只辽代官屯窑大梅瓶。尽管历经千年沧桑，不乏先天的窑粘、窑伤和后天的剥釉与冲线，但她仍保有丰满而不失绰约之神韵。平时立于书架之上，每日与我相视，晤对古今，愈显风华。

　　一

　　关于梅瓶，历代文献中少有记载，学界一般认为此名首次出现是在清代寂园叟《陶雅》一书中：“器皿之佳者，曰瓶，曰盂，曰罐，曰盆，曰炉，盎、杯、盘之属。至于不可胜纪，而以瓶之种类为最多。瓶之佳者，曰观音尊，曰天球……曰梅瓶。”同书中还提到“康窑大梅瓶，有豆青地”。其实“梅瓶”之名在宋代就已出现，这可在三位南宋诗人的作品里见到。如方逢振的七律《凤潭精舍偶成》中就有：“石几梅瓶添水活，地炉茶鼎煮泉新。”刘镇《踏莎行·赠周节推宠姬》词中说：“兰斛藏香，梅瓶浸玉。”王的七绝《雪夜二首》其一则道：“松屋篝灯伴夜阑，闭门不管雪花寒。调朱旋滴梅瓶水，读过唐诗再点看。”以上诗词中的“梅瓶”曾有人认定是泛指插梅的容器，而不是后来专指的“梅瓶”。此说大可商榷，宋人未必没有将装酒的梅瓶用来插梅。因为宋代民间已开始流行花艺，在绘画中，花卉折枝写生数量剧增;在墓葬里，不时发现有瓶花石刻。而且后来已发现有专做装饰用的梅瓶，如2005年中佳信春拍曾以一千万元拍出一件“宋代耀州窑镂空剔花梅瓶”。镂空的梅瓶证明不可能为装酒物，已是专用于装饰的梅瓶了。这些都与方逢振的“石几梅瓶添水活”相合。所以，即使诗词中的“梅瓶”不是专指，至少也说明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梅瓶”一词。

　　进入明代，中国的花艺已达成熟期，明人不仅对花艺系统化，而且还出现了多部瓶花方面的著作，如高濂《遵生八笺》中有“瓶花三说”，张谦德著《瓶花谱》，袁宏道著有《瓶史》。同时，士人喜爱梅花，尤爱梅之清瘦，诚如高启《梅花九首》中所咏：“断魂只有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这种对梅花一枝疏影的追求，恰似后来龚自珍《病梅馆记》中的描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这种文人引以自比的梅花，正可与“梅瓶”的造型相合。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明人关于“梅瓶”的确切记载，但无论如何，明代士人不会不以“梅瓶”插梅。

　　到了清代，梅瓶已完合摆脱酒器之范畴，并进入官窑序列。在寂园叟《陶雅》之前，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宫档中就提到了“梅瓶”：“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来说太监毛団、胡世杰传旨：……于本月十三日，面得……天盘口梅瓶纸样一张……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按照艺术的发展规律，任何一种艺术品的发明，首先是来自民间，然后为官府或上层所重视，并登上大雅之堂。梅瓶从当年的纯粹盛酒器到后来的官窑梅瓶，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千年蜕变，直到民国时期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才给了“梅瓶”一个权威的定义。他在“说瓶罐第七”中描述道：“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许之衡说宋代即雅好此瓶样式，这一点倒是与刘镇词里的“兰斛藏香，梅瓶浸玉”很相合。

　　二

　　梅瓶起源于何时?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梅瓶起源于辽代的鸡腿瓶;二是认为梅瓶起源于唐，定型于宋、辽。我倒是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虽然这方面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相关史料和考古发现中还是有迹可寻。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虽然瓶口略大，但已和梅瓶很接近了。在存世的五代越窑器中，也有梅瓶。到了宋代，梅瓶则屡见不鲜，如1951年发掘的河南禹县白沙镇北宋墓，墓中夫妇饮宴壁画上就有一只梅瓶置于束腰方座上。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明代唐寅临摹北宋李公麟《饮中八仙图》，描绘了李白、贺知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其中就有侍童正将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的画面。

　　而在宋、辽对峙时的辽地，梅瓶更是不时出现。如张家口宣化县辽代张世卿墓中的壁画上，就有三只典型的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中也曾出土过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另外，辽宁省博物馆还藏有一件“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辽代梅瓶，“乾二”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年)，“田”字则是制作工匠的姓氏。

　　从宋、辽两地考古发现和梅瓶实物中，我们完全可以说，随着当时陶瓷生产的繁荣，梅瓶在宋、辽之时已基本定型，和后来元、明、清时的梅瓶样式基本趋于一致，只是还没有至“于足则微丰”。而辽地流行的“鸡腿瓶”是与梅瓶有所区别的另一种盛酒器，或说是为了运输时捆绑方便而制作的一种运酒器。相比鸡腿瓶，梅瓶则是厅堂里的盛酒器，二者从器型上没有源流关系，只是并列的存在。

　　三

　　我一向认为如果在缺乏文字史料记载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以实物说话。为了说明梅瓶与辽代鸡腿瓶的并列关系，我还是以我所收藏的两只辽代梅瓶来叙述。

　　我的两只辽代梅瓶均来自早年间的辽阳官屯，时间大约是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一只为黑釉，一只为白釉带褐色菊花。这两只梅瓶在器型上与后来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的描述基本相似，略有不同的则是他说“肩极宽博”，而这两只则略有“削肩”;他说“于足则微丰”，这两只足未“微丰”，而是略收。其形状与辽代张世卿墓中壁画上的三只青绿色梅瓶几乎一致，和宋、辽时的梅瓶特征也完全一致，证明它是典型的辽代梅瓶。

　　得到第一只黑釉梅瓶的时间记得是1986年的秋天。那次从燕州城下来，到太子河边捡瓷片，中午在官屯一老乡家里吃饭。饭后出门时在他家酸菜缸边发现了这只梅瓶，于是搬起来端详。老乡见我喜欢，执意要送我，还热情地搬到了我们的面包车上。问哪里来的，说是老早年家里后园子挖菜窖时挖出来的。这只黑釉梅瓶上面布满了灰尘与油渍，回来在大水桶里泡了一天才清洗干净。盘口，短颈，修肩，丰胸、敛腹、圈足。通高33厘米，腹径26厘米，盘口内径3厘米、外径10里米，底径12厘米。颈上有窑裂，腹部窑变处沾了许多窑渣。大概正是她有窑裂，还沾有窑渣，粗头乱服掩盖了其原有的国色天香，才没有作为商品售出，才被湮没在古窑址中，千年之后才让人发现并遇上了我。在她的同伴们酒过三巡，大都香消玉殒之后，她开始走进我的书房。

　　在我书房里与黑釉梅瓶相伴的白釉菊花梅瓶也来自官屯。那是铜镜与古钱币收藏大家丛军兄的旧藏，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官屯太子河边古窑址发现的。据丛军兄说拿到手时瓶里还装有几百枚宋代古钱，大多是“宋元通宝”，还有数枚辽钱。我想这白釉菊花梅瓶定是当年辽代官屯窑的窑工装铜钱用的，用自己生产的梅瓶装进自己的积蓄和憧憬。然而不知什么原因，钱没花完，人却没了，他的梅瓶和他的存款留给了千年以后的收藏家。这只白釉梅瓶比那只黑釉的略大，形状与其相似，釉色白中透着微黄。高39厘米，腹径28厘米，盘口内径3.5厘米、外径10里米，底径12.5厘米。与黑釉瓶有所不同的是这只白釉瓶的肩部等距绘有三朵褐色折枝菊花，每一朵都信手拈来，率性而为，但却花瓣传神，枝叶灵动。另外与黑釉瓶的盘口不同，她是宋、辽时期多见的蘑菇形口，亦称翻口，即口沿有一外翻的唇边，看上去更加自然而雍容。

　　辽代瓷器上多喜画菊花，这可能是与辽地多野生菊花有关。1930年沈阳大东边门外辽墓中出土辽开泰七年(1018年)的青釉黑花瓶上就画有菊花。那是第一只发现有明确纪年的辽瓷，时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的金毓黻先生将其过程记于《静晤室日记》中，后人曾据此称金先生为“辽瓷之父”。

　　四

　　自从这两件辽代梅瓶走进我的书房，我即开始关注其出生地—辽阳官屯辽代古窑。十几年间我曾数次到官屯采访考察，那是辽阳东部太子河南岸的一个半岛形自然村，隔河就是唐时的燕州城，村北太子河岸边堆积着大量从古窑址里出土的古瓷片和古窑砖、古窑具。从官屯古窑址的规模和发现的各种器型和多种釉色残瓷中，我们不难想象当年这里窑火烛天的繁华，因为这里是辽代“五京七窑”之一。“五京七窑”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的“上京窑”、“南山窑”和“白音戈勒窑”;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缸瓦窑”;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官屯窑”;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的“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的“青瓷窑”。在“五京七窑”中，“官屯窑”以其器型的多样性，釉色的丰富性和烧制技术的独特性而别具一格，其作品除真接供给东京宫中所用外，还供应辽东及朝鲜半岛地区。

　　在官屯古窑址中，还能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尤其是瓶底特别多。在村里许多人家的院子里甚至院墙上也都有残破的鸡腿瓶，有的还相对完整。也曾不时有梅瓶残器出土，想来作为辽代东京属窑，这里的梅瓶生产当有一的数量，但今天却很难寻到传世之作了，像我书房中比较完整的两件也是难以见到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无论如何，都说明官屯窑在辽代曾生产过梅瓶，也生产过鸡腿瓶，二者同时生产，它们之间看不出有必然的源流关系。

　　在中国陶瓷家族中，梅瓶是令人宠爱的“美人儿”，她犹如玉立的妙龄少女，造型典雅，曲线优美;既雍容大气，又端庄妩媚;嫣然而不轻佻，洒脱又带温婉;简约而内含精细，工致而不失质朴，给人以充分的想象力和视觉美感。在传世的辽代瓷器中，梅瓶少见，如我书房中的这两件辽代成熟时期的官屯窑梅瓶，更难寻找。因此，这两件作品后来成为“大辽官窑”酒瓶的样板，以此为原型，烧制了寿昌老窑、咸雍佳酿、天禄精酿、统和特酿、神册典藏等五种大小、釉色不一的仿辽瓷酒瓶，盛装了辽阳官屯附近生产的具有千年历史的酱香型院贡酒，从而使梅瓶回归到盛酒与插梅的双重意境中。

　　辽阳之地，辽宁之地，辽海之地，昔日大辽之地的两梅瓶从此复活，娉娉婷婷，开始氤氲出醉人的酒香与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