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市场发轫至今，在前十年，以西洋创作媒材为诉求的“中国油画雕塑”项目，始终是艺术拍卖会上的配角，当年许多拍卖公司甚至不愿开辟这个“冷门”的艺术品项。2005年秋季，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遽跌，“油雕”项目挟带者中国当代艺术的“井喷”行情迅速崛起，与中国书画、瓷器工艺品鼎足而立，总算使西洋媒材艺术品在中国艺术拍卖市场上扬眉吐气，成为主角。

　　然而，不论是配角或主角，所有以“油画雕塑”或“当代艺术”为命题的拍卖场次，“水彩画”在其中一直是作为点缀的绿叶，这个在西洋媒材中最具有普世性审美情趣的独立画种，始终未受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纸质媒材的量体与市场单价无法与油画、雕塑抗衡，在“效益”考量下，在商言商，也只能作为陪衬。一方面则是现代水彩画家的发展脉络在中国艺术市场上的宣导付之阙如，虽在现代美术史上或有提及，但前辈水彩画家的艺术成就归纳整理却因为作品收藏资讯的缺乏而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

　　事实上，中国艺术市场的起步较晚，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诸多中国优秀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因为在国内没有市场而纷纷流向海外，为海外有识的收藏家一批批的购买收藏，并加以整理;从另一个角度衡量，这或许是一种幸运。中国前辈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与杰作能在成熟的艺术收藏环境中被珍惜与保存。这也就是这么多年来中国艺术文物拍卖公司不断到海外寻找“回流”拍品的主因。

　　而中国前辈水彩画家的大批作品，也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大多为海外收藏家所拥有。今天当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艺术圈开始意识到如何书写完整的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时，“水彩画”这个独立画科，就得面临相关资料与作品实物缺少的窘境。因此，当拥有这些艺术与文献价值兼具的海外收藏家有机会释出完整的系统收藏时，对美术馆、学术研究机构，乃至有心汇整中国现代水彩画历史的私人藏家而言，将是不可错失的良机。

　　今年(2012)春拍，上海泓盛拍卖公司以书写历史的严谨态度，说服了一位海外资深藏家割爱一批完整性极高的中国前辈水彩画家杰作珍藏，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收藏界高度关注的议题。这批系统系收藏，包含了张眉孙(1894-1973)、李詠森(1898-1998)、潘思同(1903-1980)、雷雨(1921-1989)等四位中国前辈水彩画家的逾五百件精品，经由数十年的珍爱保管与整理，品相完好，来源出处清晰可考，文献资料档案齐全，足以完善记录1940-1960年代中国现代水彩发展史。

　　早从20多年前开始，即有不少私人藏家及海内外拍卖公司与这位热爱华人水彩画的资深藏家接触过，但多为选择性的商谈，然而在坚持整批作品系统完整性的历史使命负托下，这位资深藏家谨守着这批珍藏至今，未使艺术宝藏散佚，方始能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完整性留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

　　也因此，这次泓盛春拍“油雕”项目，将遵循收藏家意旨，将整批逾500件作品以一个标的上拍，不但创下中国艺术拍卖史上单件标的质量最高、最大的记录，也为学术界、文博界、收藏界提供了一项可贵的“博物馆级”收藏。

　　这几位中国前辈水彩画家的创作历程，见证了西洋水彩画在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中的发展轨迹，也经由他们在融会中西的努力下，将水彩画注入了深具中国人文内涵的新貌;他们的诸多艺术坚持与创作襟怀，至今仍是中国艺术创作者的人格典范。

　　张眉孙，以创造具有民族风格的水彩画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他崇尚自然，师法造化，坚持写生，吸取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使用中国毛笔作画，讲究笔法，一笔多色，要求笔纹笔触，巧妙利用余色，因而在画面上呈现丰富的色彩，厚重且又含蓄。

　　张眉孙重视实践，也善于思考，他对水彩画的创作，总结出“笔、水、色、形、质、纹”六字诀，张眉孙指出：“这六个字串在一起，有结合，有联系，不可分割。我的说法叫笔不离水，水不离色，色不离质，质不离形，形必有纹，纹必符理，合情合理，才是真实。”这个宝贵的经验传承，至今仍是水彩画创作者的座右铭。

　　李詠森是力倡水彩画写实风格的先驱，潜心生活，师法造化，长期关注世界水彩画的潮流，吸取中西艺术精华，丰富表现技法。李詠森的几段创作心得是值得大家尊为圭臬、深化思考的：

　　“我毕生从事水彩画创作、研究与教学，早期也研习国画，虽然这两者一是西画，一是国粹，在我看来，在表现技法上却有其相通之处。两者都是以水为媒介，用笔、用色和对水分的控制要求颇为一致。所不同者，水墨画是通过宣纸本身对水分的吸收渗化过程，达到墨色溶合、深浅虚实的效果。水彩则是以颜料与水直接溶合的比重不同，在不渗水的画纸上表现画面的明暗对比与透明润泽。因此，我在作画中，常将水彩与国画技法交融使用，倒亦别具一格。”

　　“作画要投入真情。不动情，不写景。要寓情于景，在天人合一的境地中作画，作品才能脱离照相式的呆板，达到形神兼备，情景交融。”

　　潘思同是中国水彩画发展上首先适用粗笔作画的艺术家，也是用水最得法的第一人，并且擅长留白。坚实的素描基础与敏锐的色彩观察，使他的作品基本上一次上色即能达到预定要求，在内容与形式上，突破水彩画被归类为“轻音乐”的抒情小品，勇于在画面上反映社会建设的壮阔场面和百姓庶民生活场景。

　　潘思同最佩服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白话诗”，老妪能懂，通俗亲切，因此潘思同喜欢体验庶民生活，重视百姓的审美观感，使作品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色。在他所组织的“白鹅画会”宣言中，潘思同十分清晰的揭橥了艺术的真谛：

　　“艺术之可贵不在以虚伪恶俗的描写取媚于人，亦不在以滥作怪异表现取巧于时，更不在以附利趋势自卖价值的作为取耀于世;他自有其伟大独特之精神，坚贞热烈的怀抱，以与世人相见，使人笑乐悲啼，均忘其所以，而入其肉体于渺茫虚无之境，不觉生命之与同化。”

　　可以发现，这几位中国前辈水彩画家的共通性，对当时的艺术环境产生着正面的引导作用。一是严谨的创作态度，二是坚实的绘画基础，三是热诚的面对生命，四是真情的融入自然，五是开阔的包容襟怀，六是高洁的人品节操，七是画理的真知灼见，八是浓郁的中国情思。这些具有时代性与永恒性的共通点，放之于今汲汲于名利为尚的艺术环境，更加振聋发聩，令人深思。这也就是这些中国前辈水彩画家在整批系统作品中艺术价值之外最重要的薪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