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著名文字学家唐兰(1901-1979)，在他1940年代所著的《中国文字学》一书中写道：“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因此认为“文字本于图画”，但唐兰也强调“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也就是说，文字与图画在发展之初是十分接近的，但分属不同的范畴，图画是以艺术形象认识世界，原始文字则是通过图像来记事或传达讯息。

　　时隔一甲子，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用各类纯粹图画式的“标识语言”写了一本小说——“地书”，呼应了半世纪之前唐兰“文字本于图画”的描述，也揭开了在快餐文明时代人类所已经面对的“普天同文”趋势。

　　徐冰在2011年对《地书》创作重新修订的自述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早在1627年，法国人Jean Dount 在《致国王：为地球上所有人的全球文字建议》中就提出：“中文有可能成为国际语言的模式。”在这里，“模式”二字很重要，他强调有可能成为国际语言的并非中文本身，而是这种以象形为识别根据的模式。四百年后的今天，人类的传达方式正在这位向哲人所预示的方向演变。人们越来越感到：传统文字已不再是最能适应这个时代的传达方式，很多能量和智慧，开始集中在试图用图片和标识代替传统文字阅读的方式上;即是人们常说的：人类进入了“读图时代”。

　　二千年前的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阐明：“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说明中国文字的起始，是根据物体的外貌特征描绘，如日、月、山、水的图形描绘，都一眼即可识别出所代表的字义。于是这部重要的文字学术巨著，验证了自古至今人类沟通上“以图为识”的必然性。

　　一位二千年前的东汉大儒，一位十七世纪的西方哲人，一位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一位21世纪的当代艺术家，他们不约而同的对人类的文字传达方式产生了一致性的思考联系，就是“读图”。前述所言“人类进入了读图时代”，事实上更可以解读为“人类回到了读图时代”，某种意义上，它是人类文明在高度进化下的“返璞归真”，数千年来的时光隧道，又让人类借由“读图”的共通语言产生了奇妙的牵系。

　　徐冰的《地书》，没有任何一个“文字”出现，却记录了一个人一天24小时所遇、所见、所想的故实;这一本“小说”，全是用世界各地当下生活中所通用的符号、图案作为“标识语言”，只需要生活在当下的任何人，不论识字与否，都能解读这些熟悉的图形，而后读出故事来，且在“读懂”的逻辑下，还可以发挥读者自己的解析能力对故事本身加以演绎。这件神奇的事，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今天，对许多看过徐冰《地书》创作的展览或小说出版品的人们来说，确实带来了莫名的亢奋;这种情绪，仿佛是在高速步调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中，获得了解压与宣泄。忽然觉得，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这些数不清的各国语言和文字，转瞬间不再那么必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原来可以如此的轻松、有趣而没有负担。

　　事实如此，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任何国度都已不再神秘，或无法神秘，建构出一种共同的“语言”也就成为必须，这个角色，似乎已不是任何国家的语言文字可以扮演，而徐冰《地书》创作中所带来的“标识语言”，就成了一个极具可能性的思考与发展方向。

　　阅读徐冰的《地书》，一种亲切的回忆油然而生，且不说幼儿时启蒙的看图识字，小学时的课表上，令小学生们又爱又怕的就是“看图说故事”，腼腆的孩子总是津津有味的听着讲台上活泼的同学对着图画编造着故事，却又怕被叫上台红着脸说不出话。徐冰，就像活泼的孩子，收集了那么多的“标识语言”，说了一整天的事儿;而阅读《地书》的读者，就沉浸在那一连串图形所讲述的生活趣味中了。

　　从1999年在世界各地机场收集不同航空公司的机上安全说明书开始，虽然没有明确的目的，但却被说明书以图识为主的说明方式所吸引。2003年，当徐冰在口香糖包装纸上看到的三个小图即明白的告知大众“请将用过的胶状物扔在垃圾桶中”时，不禁豁然开朗，这三个小图可以完整的陈述一句话、一件事，那更多的小图，理所当然的就可以说出长篇的故事。于是，徐冰展开了“标识语言”的扩大建构工程，透过各种管道收集、整理世界各地那些已被使用且具有共识基础和文字性质的图形标识，并开始研究数学、化学、物理、制图、乐图、舞谱、商标等专门领域的表达符号，加上计算机Icon语言的大量出现，使徐冰积累出惊人数量的“字库”，或者说是“图库”。

　　徐冰强调，在整理这些标识时，秉持“不做任何主观的发明和编造”的原则，“字库”系统中所有的“字”(或“图”)，都有来源和出处，“语法”部分，包括回忆、想象、人称、形容词、语气词、介词等，也是收集已被普遍认可和使用过的“表示法”，而后，再对这些材料做大量的心理及视觉习惯分析和统计。

　　为了配合《地书》的出版，这套“字库”被制成了软件，使用者将中文或英文打入键盘，计算机屏幕就会自动转译成标识语言，这套软件，让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会更容易沟通;即使语言不同，透过相同生活经验的图式符号，却能达到良性的互动。这又与秦朝统一中国后，面临春秋、战国以来各地语言文字分歧导致政令传达困难时，所采取的“书同文”变革一般，立场和目的虽有区别，但也颇有古今相通之意。

　　“识读能力取决于当代生活经验”，这是一个有趣的议题，只要拥有共同的生活经验，文盲也可以跟学者一样的阅读。这不禁想起了一个“相声”段子，大意大概是这样：

　　一个江西乡下的妻子，想念着出远门的丈夫，趁着丈夫的朋友回乡，妻子就想请朋友捎个信儿给丈夫，但又不识字，不会写信，灵机一动，就拿了笔在白纸上先画出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又再画出两只鸽子、一只鸭子，然后再画上一头大象和一只脖子上砍着一把菜刀的鹅。画完后折好交给朋友带走，朋友将信交给那位丈夫时，丈夫竟眼眶红了起来，朋友好奇的问信里“画”的是什么?那位丈夫不好意思的说出画的意思是：“哥哥呀!哥哥呀!想煞我啦!”江西口音的“我”发的是“鹅”音，这一来，不识字也能写信，全是“图示”的功劳。这不是与徐冰的“地书”意含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

　　另外一种不分男女老幼、中西国籍的“视觉经验”实例，就更为普及化了，那就是被戏称为“中国国粹”的“麻将”。

　　确实，“麻将”牌中，包含了纯图形的筒子、条子、白板及八个花色，以及文字性的万字和东、西、南、北、中、发，但在所有会打麻将的人里，从文盲到博士都有，不分国籍、肤色都行，只要对桌上一张张的“标识语言”产生熟悉的视觉经验，都能打上两圈。

　　徐冰的《地书》所衍生的思考与模拟，竟然从艺术、学理乃至于常民生活都能一体适用，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印证了现今人类文明确实在“地球村”的现实中必然会先走上“文字统一”之路，而这个“文字”的概念，也必然会被“图像”所取代。徐冰就如此表示：“人类最可信赖的沟通方式是视觉的，视觉有一种超文化的能力。因为是事实的直接呈现，其信息不像其它各类沟通体系那么容易被打折扣和变形。”

　　徐冰当然知道，《地书》标识语言的“字库”累积还只是起步阶段，但就像所有原始文字的发展一样，都是需要持续性扩展的，而当下这个科技极度发达的时代，各种全球通用的“标识语言”正不断的快速增加，也就是说，徐冰的《地书》中的字库，也会迅速的累积数量，而《地书》这件具有“社会前瞻性”的艺术创作，将会具备永远在发展中的多重可塑性。《地书》的故事将从现在的一天24小时，很快的进入一年365天，而后进入更多、更长的叙述空间。

　　“我知道我作品灵感的核心来源，源自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远古先人的智慧。我对图形符号的敏感，是由于我有象形文字的传统和读图的文化背景。”

　　徐冰的这段话极为发人深省，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已没有完整的文字体系存在，唯独古中国文明数千年来至今，仍以“方块字”的独特之姿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阅读徐冰《地书》之余，或许还可回首中国文字源流，再做一次时光隧道的视觉经验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