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卯岁末，我去看望一位久违的朋友毛君。他去车站接我，一见面就塞给我件“见面礼”，那是三十年前骆宾基先生写给他的两页长函。毛君知我喜欢收藏名家信札而割爱。展读毕，我即塞还他。毛君以为我是客气或不好意思，连连说他还有。他盛情，我坚拒。几番来回后，他问为什么。我只好实话实说：我是凡人，没有所谓不夺他人之所好的高风亮节;但这封信是骆先生写给你的，信中有你们的情感交流，笺纸中有他的手泽，先生已辞世，你收藏，睹物思人，有回忆，有温暖，弥足珍贵;于我却远了一层……我领情不纳物，窃以为言由衷不矫情。毛君释然，大家都高兴。

　　追忆起来，此举我是向董桥先生学来。前岁，我邀董桥为拙著《名家翰墨》赐序，董桥一口承允。我无以为报，遂将旧藏一枚郭绍虞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题签和王世襄撰凌叔华挽联故纸赠之，聊表心意。董桥接到后旋即快递退回，修书并电话鸣谢、谢绝，云：“万万不可。”说了一番类似我后来向毛君说的话。董桥领情又非矫情，这样处理，他愉悦、心安，我则惟有感激。

　　对职业收藏家来说，藏物升值与否，当为取舍一大要素;于我等市井玩家而言，怡情养性为主，多属玩玩而已，功利则在其次。三十年来，我收藏文坛前辈师友书信不下千余通，上款无一不是我，字里行间溢满师友们对我的教诲或策励，是一本心与心交流的记录。这与其说是藏物，不如说是藏心迹，藏友谊。在我看来，与己无关的名流雅士的翰墨就同官窑青花，哪怕它们价值连城，但抚之总觉有点清冷。

　　归隐田园之后，我负暄、吃茶、涂抹小文之余，爱到文玩市场闲逛，到孔夫子旧书网淘宝。因囊中羞涩，不敢问津阳春白雪，寄情于下里巴人，奢望哪天捡着“漏”。偶尔相中者，十九都是自己较为熟悉、崇敬的故人之物。明知当今古玩市场已入“无漏可捡”时代，但总期冀某日天上掉下一块馅饼。仅举一例，博诸君一粲。

　　我与宗璞先生是忘年交，为宗璞及其父冯友兰老先生编过书，他们父女是我尊敬、推崇的文坛前辈，所以对他们的手迹比较关注。某日，偶见孔网保真拍卖场(限时三日)在拍冯友兰先生九十岁作的一副对联，字迹发抖发飘，又是草书，联语正文及受者名都不能全识。待我见时价位在五千元，尚可承受，遂萌竞拍之念。但忧心真伪，遂电话向宗璞请益，复传上图片，请她指点迷津。宗璞眼力不济，怕走眼，召请家人同赏。翌日，宗璞语我：冯先生的字市面流传少，他虽不是书家，但字饱蕴秀气，其秀在骨，他人模仿只能得其表。又说，冯先生晚年，她一直侍奉左右，老人家写字，都是她磨墨拉纸;晚年手抖，极少给人写字。我问宗璞对这幅字有印象否，她说实在记不得了，而且受者的名字她也不熟。宗璞很厚道，说得极中肯，她不轻言是非，只是实话实说。她这番话令我想起她写的《九十华诞会》一文，那是我亲手编发在1988年的《东方纪事》上的。记得文中描述那时冯友兰先生吃蛋糕时已不大方便，尚需儿孙帮忙系餐巾。此后还能为一位连宗璞都不知名姓者写字?宗璞接着又给我讲了个“笑话”，说老先生健在时，家人不太注重收藏老人墨迹，家藏只有为她写的“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一联。老人羽化后，家人十分注意搜集先生散失的遗墨。一次上海友人传话，说沪上正在拍上世纪二十年代老先生为孔德成书写的一幅中堂，字好，品相也不错。宗璞便托人以七千元拍了下来，拿回家一看，傻了，神气不像。宗璞继而劝我说，正在拍的那副对联如价格公道，可以买回来玩玩，如太贵，就没有必要了。我听了后，也就作罢。据悉此字最终以万元成交。

　　在这物欲横流的当下，文玩市场急剧升温。玩收藏，大收藏家们可以靠财力、魄力、眼力“通吃”，小玩家们靠钱兜“量体裁衣”、“智取”;我等市井们有时不得不靠运气或缘分。

　　我是有点相信书画讲究缘分的。宗璞压根不是书家，从不给人写字，但却给我写了一幅内容独特的字：“命名说”。那绝对是“缘”。1998年8月29日，我进京开会之暇拜访宗璞。正准备按燕南园“三松堂”门铃，手机响了。儿子向我报喜，他有儿子了，要我起名字。我灵机一动，何不请宗璞为孙子赐名，沾点“三松堂”书卷气。宗璞欣然俯允，不仅赐名，还用毛颖写了篇“命名说”，写在泛黄的古色古香的民国老笺纸上，笔墨端庄隽永，既蕴女性的温润妩媚，又涵男士潇洒遒劲，其文辞对小生命的未来寄予厚爱与希望。在我看来，它远比皇帝老儿的御笔珍贵，可作我这一门传家之宝。